2024 年 10 月，口述校史团队一行在赵铁副书记的带领下踏上了前往湖北武汉的旅程，此次出行的主要目的是采访谭丕模教授的女儿谭得俅和汪士楷教授（汪泽楷化名）的女儿汪北平。早在北京之行时，团队就从谭得健先生那里获得了几位师院附中同学的联系方式，惊喜地发现不少历史的亲历者都依然健朗，实在是令人振奋，其中就有汪北平。正是通过这条意外的线索，我们得以与汪北平女士取得联系，并向她邀约，安排了这次意义非凡的采访。出发前夕，团队虽已进行了周密的筹备，但心中仍揣着无数待解的谜团。10 月17 日团队完成对谭得俅女士的采访，收获颇丰。18 日上午，团队一行便前往汪北平的住所前去拜访。
汪北平出生于 1937 年，已经 87 岁了，但是精神状态很好，思维敏捷，笑脸盈盈地迎接着我们到来。此次拜访，我们专程准备了赠予老人家的礼物：学校的纪念品、一套校园风光照，还有 10 月 12 日校庆日刚发布的《人文实验室：大学文化建设之路》《一蓑烟雨任平生》两本书。或许是揭开了那段年代久远的往事，汪北平的桌上也早就整理好了当时的一些资料，还有师院的一些老照片，实在是弥足珍贵，她一一向我们讲述了这些照片的来历。待团队的采访工作一切准备就绪，她便娓娓道来父亲汪士楷与桂林师院的故事。
汪士楷与桂林师院
汪士楷于 1894 年出生于湖南醴陵一个书香之家，父母开明，颇有进步思想，尤其注意培植青年的教育事业。1916 年春，他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毕业，1919 年 9 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后秘密加入法国共产党，1923年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 年至 1937 年在北平、桂林等地的高等学校任教，1945 年至 1949 年 4 月在国立桂林师范学院任教。
汪士楷与桂林师院的缘分要从 1933 年说起。1933 年 8 月，汪士楷应杨东莼校长之邀，带着妻子杜綝和孩子来到桂林，化名杜敬斋任教于广西师专，教授政治经济学。广西师专即桂林师院的前身。当时的师专有很多进步教授，被称为“小莫斯科”。1934 年清明节前夕，汪士楷、朱克靖被桂林专员田良骥发现了真实身份，他告发“师专的杜敬斋就是大革命时期的汪泽楷，师专的另一名教师朱笃 一就是北伐时期第某军的政治部主任朱克靖，均是著名的共产党员”。1934 年 5 月，杨东莼校长被迫辞职离开广西师专，不久，化名杜敬斋的汪泽楷也离开了桂林。
1944 年桂林大疏散时，汪北平年纪还很小，只有 7 岁。当时父亲汪泽楷在桂林汉民中学教书，母亲杜綝在汉民中学图书馆工作，哥哥在武汉大学读书，妹妹更小，只有 4 岁。疏散开始后，他们跟着汉民中学西迁逃难，从桂林一路逃难 到了贵州榕江。恰逢国立桂林师范学院也经过榕江，师院师资缺乏，于是，汪泽楷在广西师专时的同事、桂林师院史地系主任陈竺同的邀请下转到桂林师院任教，任历史教授，化名汪士楷，妻子杜綝任师院附中历史教员，之后就跟着师院到了平越生活。
回忆起西迁之路，汪北平只用“艰苦”二字概括。跟着汉民中学疏散时，他们沿江而行，尚可乘船走水路，但前往平越时，便只能走山路了。当时她们没和汪士楷一起跟着大部队走，因此母女三人一路上很是曲折。因为妹妹年纪尚小，走不动山路，母亲有时就请挑夫用箩筐一头挑着妹妹，一头装着行李，就这样一路跋山涉水，终于在平越与父亲会和，安顿下来，一家人在平越度过了一段安稳的日子。
汪士楷在桂林师院史地系任教期间，讲课观点鲜明，注重对学生思想的引导，深受学生喜爱，他以其深厚的学术底蕴和独特的教学风格，在西洋近世史、世界通史等领域的教学工作中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因为父母工作都很忙，汪北平就挑起照顾妹妹的重任，让 5 岁的妹妹跟着她一起上小学。小学是一个一个坡爬上去，有一块伸出去的石头隔着的两间平房，汪北平就在两间平房里上课。
劳人草草
1946 年 7 月，国民党教育部和广西当局决定将国立桂林师范学院迁到南宁，并更名为南宁师范学院，此举引起桂林师院广大师生的反对，由汪士楷、张毕来、谭丕模、杨荣国等教授和进步学生成立了护院委员会，“反迁校”运动开始。后 因种种原因，1947 年春，桂林师范学院还是搬迁到了南宁。汪士楷为人谦和宽厚，值得信赖，一直以长者、儒士形象出现在师生面前，但对原则问题据理力争，因此他被推荐为师院教授会负责人。汪士楷还经常帮助衣食无着落的学生，并带他们到自己家吃饭，替学生交学杂费，因此一家人过得非常清贫。
这个时期还有一件事影响非常大。1947 年 7 月 16 日，师院张毕来教授和杨荣国教授被捕入狱，汪士楷公开表示与党领导的斗争保持一致，并以教授会负责人身份号召师生与共产党保持一致的斗争方向，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还多次到狱中探望张毕来和杨荣国教授，鼓励他们坚持斗争。与此同时，他坚持与国民党政府南宁专员公署交涉，强烈要求立即释放被抓师生。在众人积极的协调下，张毕来和杨荣国在监狱中得到一定的照顾，特别是监狱长程葆华在生活上给张、杨的一些关照，使他们的狱中生活相对好些。汪士楷曾多次代表全院师生前去探监，转达师生的关怀和慰问。1948 年，汪士楷向新任校长唐惜芬提出声明：师院当局如不设法使被捕师生获释，教授会决难以合作，本人也定将辞职 以示抗议。”这一声明是非常有力度的，唐惜芬答应尽力营救。1948 年 5 月 20 日，师院被捕师生全部释放。
在南宁时，汪士楷一家就住在八角楼里。汪北平也是在这里结识了谭得俅、谭得健、穆立立等师院教授的子女。八角楼门口左右两边有两棵很高的龙眼树，一楼周围有一些小平房，各家各户的厨房都在那儿，汪北平家的厨房就在八角楼的右边。八角楼中间是通天的，一家一家的房子围成一圈。汪北平家住在二楼，隔壁住的是周庆陶先生，家对面住的是陈竺同先生，谭丕模先生住在另一侧的一楼。在汪北平的印象中，谭丕模先生的身体不大好，他的女儿谭得俅身体也很差，经常被叫“病猫子”。即便住得很近，老先生们之间也很少串门，他们白天都在办公室，或者在系里忙工作。
汪北平同父亲的交流很少，汪士楷白天教书，回到家就在自己的房间看书，小孩子们就去图书馆借书看。汪北平喜欢看外国翻译小说，很少接触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也没看过，高中才借了《水浒传》看。她同妹妹都没有受过古诗词的训练，作文也不喜欢写，不过父亲有记日记的习惯，也要求她们同自己一样每天写日记。1948 年 1 月 30 日，汪士楷在日记中写道：创造教育是以大众劳动为出发点，即以大众劳动为归宿处。换句话论：创造教育是发于大众，属于大众；起于劳动，归于劳动的。”这么多年从事教育工作，他深受学生爱戴，也总结出了“创造教育”的教育思想和理论，后来这本日记也成为汪士楷传记《劳人汪泽楷》的参考史料。
采访结束时，我们仍意犹未尽。汪北平虽然年幼时经历了西迁的艰苦岁月，但她的讲述却如此生动，很多细节也与历史一一呼应，让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动荡而又充满希望的年代，不仅了解了汪士楷与桂林师院的深厚渊源，更感受到了老一辈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精神。汪士楷教授在桂林师院待的时间虽然不长，那段时间却是师院最为艰苦、艰难的时光，但他从未放弃过对革命理想的追求，无论身在何处、处在何种境地，他对革命理想的执着都始终真诚不变。正如汪士楷在日记中所写的“劳人草草”四个字，他也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