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拥有丰富的摩崖石刻，所谓“汉碑看山东、唐碑看西安、宋碑看桂林”。对于石刻研究者而言，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广西地区石刻文献整理与保护？如何避免石刻整理过程中的“伪整理”、低水平重复等问题的出现？近日，记者采访了广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海军。
仍处于保护整理黄金期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广西地区石刻整理的现状如何？您认为石刻保护和整理还需要推进哪些方面的工作？
杜海军：从明代开始就不断有人尝试整理与研究岭南地区的石刻，但这些学者受客观条件与学术意识的限制，相关成果皆不能客观全面反映岭南石刻的实际成就。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与整理，石刻作为一种传统文献也逐渐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
就我近年来在广西地区的田野寻碑经验而言，广西地区的石刻（碑刻）资源是十分丰富的。广西石刻虽然晚于陕西、山东等地区，但可以说是后来居上。因为广西石刻量大而质优，基本上所有县市都有石刻。得益于广西地区的喀斯特地貌，从品相与内容两个方面来看，广西石刻所使用的石材厚度大、坚硬质纯、耐风雨腐蚀，且多摩崖在山洞山崖下，保存时日久远，一些唐宋摩崖至今如新，成为我国石刻文献发展一个特别集中、成就突出的地区。
另外，在广西各地还存有大量的明清时期的碑刻，它们急需搜集整理。应该说现在仍是保护整理石刻的黄金期。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整理散落民间碑刻工作更具紧迫性。研究者要调查摸清民间碑刻现状，整理相关文字材料，为当地、为学术界记录下这些珍贵资料。
继续深化广西石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总体上来看，岭南地区留下来的石刻文献非常丰富，您认为今后如何挖掘它们的文化价值？
杜海军：首先，我认为要努力培养石刻研究人才。希望能够以教学与项目参与的形式培养更多的青年人才，为石刻保护和整理培养生力军。
其次，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深化广西石刻研究，包括整理对广西石刻的拾遗补缺等方面。通过对广西石刻的文史研究，揭示广西的发展历史过程，挖掘广西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价值，并展现广西石刻的独特价值等。
再次，在石刻的应用研究上，要考虑开发石刻相关资源促进当前文化经济发展。广西石刻存量大、质量好、观赏价值高、多名家手笔，如柳宗元、李渤、黄庭坚、张孝祥、范成大、张居正、张玉书、袁枚、康有为等都为广西留下了石刻，是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一种有观赏价值的文化景观。
最后，综合研究国内各类型石刻，将石刻作为一种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进行整体思考。这应该也是未来石刻文献研究的发展方向。
改变整理文献的传统观念
《中国社会科学报》：石刻文献整理并非易事。对于致力于从事石刻文献整理的青年学者，您能否分享多年来实践的经验？
杜海军：石刻文献的整理与传统的纸质文献整理有很大不同，门槛相对更高。要从事石刻文献整理工作，第一，要做好学术准备。石刻文献从字形到文章都十分复杂，与传统纸质文献不同。从字形看，石刻文献真书、隶书、篆书皆具，还有不规范的俗字、草字等，所以整理石刻，需先突破识字关。真书、隶书、篆书是规范字，只要下足功夫是相对容易解决的，而俗字、草字的辨认有时是最难的。石刻文献的文章复杂在于文体与表达形式复杂（多用生僻典故）、内容特殊。因此，从事石刻文献整理要具备尽可能深厚的学术素养。
第二，要拥有好体力与耐力。石刻文献多是散存在田野、城镇，甚至险山恶水之间。石刻文献整理的第一步，就是将这些散存的石刻通过艰难的考察搜集在一起。这一过程不仅需要时间，也要求研究者有充沛的体力。
第三，要突破文献整理的传统观念。现在文献整理的对象主要还是集中在纸质文献，研究者对石刻文献关注不够。因此，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学者加入石刻文献整理的队伍，共同挖掘石刻文献的价值。
第四，从事石刻整理与研究要突破的最大门槛是名利心。石刻整理要田野搜集、识字辨文，一般而言，没有拷贝的方便与案头的安逸。石刻文献整理与其他研究相比，一定是耗时费力，短期内难以取得成就，要想出成果，就必须耐得住寂寞，不为名利所左右，能够长期坚持。石刻从载体看是我国第二大类文献，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与内容。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未做过完全的整理。如果研究者有了一定的学术准备，再加上坚持不懈的长期努力，必当有理想的斩获。
原文报道链接：http://ex.cssn.cn/zt/rwln/xj/xrxp/201808/t20180830_455166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