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广西日报》刊发我校黄晓娟教授的学思践悟文章《万水千山民族情——长征路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文章回溯长征途经多民族地区的壮阔历程，系统梳理各族群众与红军守望相助、生死与共的历史史实，深入阐释长征中党的民族工作早期实践的深远意义，为新时代传承长征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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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水千山民族情

——长征路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

九十年前的金秋十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将台堡相继会师，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这条蜿蜒北上的“红飘带”，有很长一段飘扬在各民族居住的土地上。湘桂黔边的苗瑶侗寨、川滇之间的彝藏区域、陇中地区的回族村镇，无不留下红军的足迹，写就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篇章。共产党人在沿途播下的团结种子，历经九十余载风雨，早已生根开花，枝繁叶茂，凝聚起绵长深厚的民族情谊。

中央红军自江西出发，进入湘桂黔边多民族居住区，苗、瑶、侗、壮的村寨错落其间，湘江战役就在苗、瑶等多个少数民族世居的桂北全州、兴安、灌阳一带展开；转战黔北，四渡赤水，从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取道冕宁彝区北上，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夹金山，过草地，再穿过陇中回族聚居区抵达陕北。红二、红六军团由湘鄂川黔苏区出发，途经土家、苗家村寨和藏族居住的中甸、甘孜；红四方面军则长期转战于羌族、藏族、回族居住的川西北地区。雪峰、彝海、草地、六盘山——一个个坐标连缀起来，恰是一部民族地区的地理长卷。

川西北的藏、羌群众在自身生活困苦的情况下节衣缩食，为红军筹集大批粮食、牲畜和土盐，毛泽东后来盛赞其为“牦牛革命”；红军会师甘孜时，当地早已备好大批粮秣。藏区的青稞糌粑与牦牛驮队，支撑大军走出茫茫泽国。长征路上语言不通、地形复杂，向导和翻译至关重要：藏族青年冒险带路翻越夹金山，毛儿盖的喇嘛为红军引路，康北许多寺庙掩护了大批红军伤员。各族青年的成批参军，则是更深层的血脉汇流——仅四川越西一地就有七八百人入伍，阿坝地区有五千多名各族群众参加红军或担任向导、翻译，红军中由此出现了“回民连”“彝族连”“苗族排”等建制。

百姓的拥护并非凭空而来。红军在青海班玛为留守老人砍柴挑水，在藏区坚持公平交易、严禁擅入寺院；过草地时因筹集军粮收割青稞，找不到主人，便留下“割麦证”作为借据。正是这种秋毫无犯的纪律，逐渐消融了旧军阀反动宣传造成的隔阂。也正是在这场远征中，各民族群众第一次真切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生死与共的岁月，让信任跨越了民族的界限。

百姓的信任，源自政策的自觉。长征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正经历质的飞跃。1934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颁布《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宣示民族压迫必须废除、民族平等必须实行，尊重苗、瑶各族风俗信仰，欢迎各族民众加入革命行列。1935年5月，总政治部又发布《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强调解决“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对于实现战略任务具有决定意义。党的民族政策，由此从纲领宣示走向与民族地区实际相结合的探索。

政策一经落地，便结出盟誓与建政的果实。1935年5月，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在冕宁彝海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义结金兰。同饮血酒在彝家是顶天立地的信义，共产党人以彝族的信义之礼立约，彝汉一家的主张直抵人心。有了这份盟约，曾被视作畏途的彝区向人民的军队敞开了大门，红军顺利走完大凉山数百里行程。同年秋，中央红军途经今宁夏西吉单家集，毛泽东与当地宗教人士促膝夜谈，史称“单家集夜话”。红二十五军此前敬赠的“回汉兄弟亲如一家”锦匾留存至今。1936年10月，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同心成立，回族农民马和福被推选为主席——这一党领导民族区域自治的最早尝试，为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写下最初篇章。在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倾其所有接济红军，与朱德总司令相知相重；天宝（桑吉悦希）等一批藏族、彝族青年随之入伍，许多人日后成为新中国民族工作的开拓者。

从宣传动员到政策条文，再到制度尝试，党的民族工作在长征中拾级而上——这正是党的民族工作理念在民族地区的早期萌发与实践，也为日后妥善处理民族问题积累了宝贵经验。

政策的温度，最终要靠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相遇来传递。湘江战役中，桂北各族群众为红军带路、架设浮桥、藏护伤员；在龙胜，红军写下的“红军绝对保护傜民”标语，让瑶族乡亲第一次见到一支为弱小民族撑腰的军队；彝家山寨里，掉队的伤员被乡亲接进家门、认作骨肉。1936年春，红二、红六军团抵达丽江，纳西族民众敞开古城之门，争相腾房让铺、充任向导；在岷江上游的羌寨，村民把伤员抬进高耸的碉楼，释比古老的祈福声在山谷回荡。

正是这些山野村寨间的温暖相遇，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经典概括提供了最鲜活的历史佐证。长征精神从形成之日起，就与民族团结血脉相连；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深情，早已织入这部伟大史诗的经纬。

尤为可贵的是，这些故事在发生之时便化作歌谣，与红军进军的脚步几乎同时响起。彝族《盼红军》《彝海结盟》分别唱道：“一心啊，盼红军，盼你啊，回来救彝家人”“泸沽的河水深又深，不及刘司令的情谊深”；云南武定彝族传唱的《红军草》唱道：“花儿好像五角星，远望就像红军笑”；苗家唱“红军像太阳，苗家天天想”。南方民族素有以歌记事的传统，围炉夜唱、节日对歌，让长征记忆代代赓续。

红军宣传队也常借用沿途民歌小调的旋律注入革命内容。陆定一、贾拓夫1935年在吴起镇以《孟姜女》小调合编的《长征歌》共十三段，按月记录中央红军从于都河到陕北的历程；程坦把纪律条文配上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曲调编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率先在红十五军团唱响。这些歌曲句式简短、反复重叠，又借青稞酒、格桑花、金沙江等当地风物，把革命道理“翻译”成群众听得懂的话，红军走后仍在传唱，成为口述历史的活态载体。

歌声之外，还有书页。新中国成立后，亲历长征的苗族作家陈靖与他人合著长篇小说《红军不怕远征难》，彝族作家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把凉山的变迁带给全国读者；《长征组歌》里“苗岭秀，旭日升”的吟唱，让民族山区的黎明成为几代中国人共同的记忆。民族文学长盛不衰的书写证明：长征中的民族团结绝非历史插曲，而是深植于各民族心底的集体记忆。

长征的胜利印证了一个道理：民族团结是革命事业胜利的重要保障。红军把抗日救亡与民族解放结合起来，以《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告“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唤醒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整体命运的关注；又以尊重差异、平等相待、真诚相助，化解积年的民族隔阂，成为并肩奋斗的力量。

九十余年岁月流转，长征途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非但没有褪色，反而愈显珍贵，成为历久弥新的时代回响。长征以铁一般的事实昭示：中华民族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唯有把自身前途系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同呼吸、共命运，才有光明未来。长征不仅是军事上的战略转移，更是一次成功的民族工作实践，为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奠定了重要基础。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也更需要从长征中汲取团结的力量。把长征中的民族团结故事讲给今天的人们，就是在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何以形成、何以牢固的一课；传承长征精神，就要像当年的红军那样把各族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在新的伟大征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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