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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整版刊发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党史学习教育理论文章



来源: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李华铭 日期:2021-04-27 点击:91

在全党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发挥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主力军作用、专业作用,突出学科优势,深入研究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确保了党史学习教育有力有序有效推动。


4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6版“传承和弘扬党史文化的时代价值”专版,整版刊发了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红教授《广西党史文化资源挖掘的时代价值》、林全民副教授《百色起义精神永放光芒》、周艺副教授《弘扬“小长征”精神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万来志博士《湘江战役精神的诠释》一组文章。


文章链接:https://epaper.csstoday.net/epaper/read.do?m=i&iid=6015&eid=41101&idate=12_2021-04-26

 

全文如下:

               广西党史文化资源挖掘的时代价值

                     张红

 

  广西是我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其中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百色起义、湘江战役、桂林抗战文化城等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与之相呼应的百色起义纪念馆、龙州起义纪念馆、东兰烈士陵园、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及纪念馆等也相继建成使用。据初步统计,目前广西共有1886处红色革命遗址,遍及八桂大地,其中有48处被评定为省级党史教育基地。可以说,广西党史文化资源是一座富矿,深入挖掘这座富矿,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价值。

  挖掘广西党史文化资源,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生动素材。爱国主义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人们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和文化所具有的情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广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涌现出大批具有深厚爱国主义情怀的先进典型。面对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受尽欺凌的严重局势,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为寻找国家出路而努力。五四运动后,黄日葵、谭寿林、陈勉恕、朱锡昂、黄士韬、宁培瑛、高孤雁等一批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各种途径在广西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广西地方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建立后,广大党员积极投身大革命洪流中,推动了国共合作在广西的实现,促进了工农运动在广西的发展,尤其是韦拔群领导的轰轰烈烈的东兰农民运动,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评价。在1927年4月至1929年7月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在30多个县坚持农村游击斗争,先后领导和推动20多次武装暴动。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朱锡昂、林培斌、覃超容、刘策奇、谢铁民、黄成业、苏其礼、余少杰、李秀农、谭景韶、郭金水等大批党员、干部英勇牺牲,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西境内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献出宝贵生命的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和先进分子达2万多人。这些展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爱国主义精神的党史文化资源,是对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素材,对于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激励后人接过革命先辈的接力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挖掘广西党史文化资源,为党员干部党性教育提供鲜活教材。在领导广西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一大批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坚强革命斗志、高尚道德情操的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奋不顾身,英勇奋斗,为全党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如共产党员陈光礼、余道生、薛经辉在大革命失败后,率领农军百余人奋力突围,渡海转移到合浦县的斜阳岛(现属北海市)坚持武装斗争长达5年,主要领导人先后壮烈牺牲。红八军军长俞作豫在龙州保卫战率部突围后,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他宁死不屈,视死如归。在反对桂系军阀围剿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中,退守在南丹巴暮地区(现属天峨县)甘孟山上的80多名红军战士和赤卫队队员,与敌人展开殊死激战。这些悲壮的事迹不胜枚举,是对党员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鲜活教材,对于帮助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从党史中汲取智慧与力量,培育高尚情操,增强党性观念和责任担当意识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挖掘广西党史文化资源,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团结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广西人民开展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与广西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道路,留下了十分宝贵而丰厚的文化资源。其中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创建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成为党在全国首创的少数民族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坚持各民族平等原则,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注重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调动了少数民族参加革命的积极性,谱写了民族团结战斗的新篇章,为丰富和发展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推动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红军长征过广西期间,中国共产党从桂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具体实际出发,及时出台《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等文件,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自治的政策和主张。红军每到一地,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把党的民族政策落到实处,不仅增进了广西各民族的团结,而且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民族地区的影响,还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其他地区少数民族的领导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广西的实践打下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广西历届党委、政府创造性开展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地维护了民族团结,促进了广西各民族共同进步与发展,使广西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的典范”。这些丰富的党史文化资源,为抵制民族分化的行为及言论,反对民族分裂势力,巩固边疆民族地区团结稳定和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是新时代提高广西各族人民自信心、自豪感,提升民族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动力,在“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百色起义精神永放光芒

                   林全民

 

  回首峥嵘岁月,致敬革命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奋斗历程中,1929年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长河中,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百色起义精神永远闪耀着璀璨夺目的光辉。 

  坚持实事求是是百色起义精神的显著特质。正是邓小平的求真务实品格方才成就了一番革命伟业。百色起义爆发的时候正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兵运工作中片面强调“下层统一战线”、主张 “要兵不要官”等思想影响很大;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城市中心论”等错误主张还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因此,邓小平从领导起义伊始,就坚持从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不断摒弃错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起义的谋划阶段,作为中央代表的邓小平力排众议,把起义地点选在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的右江地区,使党的兵运工作和农民运动紧密结合,保证了首战成功。在左右江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右江根据地制定的《土地法暂行条例》,无论是土地分配的方法,还是富农政策方面,都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在群众工作、党的建设、统战工作、民族工作等各项具体工作中都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是因为邓小平实事求是和独立思考的思想品格,坚持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才创造了大革命失败后团结国民党左派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成功范例。

    革命理想高于天。一部百色起义史,就是一首首信仰的歌。广西著名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出身富裕家庭,为了穷苦大众的利益走上了革命道路。1925年,韦拔群参加了广州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比较全面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树立了共产主义信念,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韦拔群把为穷人谋解放看成人生中最大的幸福,他常说“快乐事业,莫如革命”。邓小平高度评价了韦拔群的革命者品质:“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百色起义的另一个重要领导人雷经天,多次蒙冤,始终对党无限忠诚,阐释了一个共产党人如何坚定信仰的感人故事。雷经天的一生曾经三次被误解并被开除党籍,但是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丝毫也没有动摇过。第一次是在1928年1月,雷经天参加广州起义后,却因为误会被广东省委错误地作出了:“雷荣璞(即雷经天,引者注)同志临急欺骗逃跑,应即以开除党籍”的决议(《关于广州暴动的决议》)。同年春天,周恩来来到香港,宣布这一处分决定无效。第二次是在1930年,雷经天因为不同意将地方赤卫军全部编入红七军撤离广西北上,被免去了右江苏维埃主席职务并被开除党籍。第三次是在1931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上台后,雷经天被诬告为“国民党改组派”,第三次被开除党籍。长征途中,雷经天作为一名普通战士跋山涉水走完了漫漫长征路。直到1945年6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雷经天同志党籍问题的决定》指出雷经天“其历史是清楚的”,“雷经天并无改组派嫌疑,相反政治上是坚定的”。至此,雷经天同志所有的问题才得到彻底平反。当然,百色起义中还有无数的革命先烈,或者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流尽了热血,或者牺牲在千里转战的征途中。1931年红七军从广西河池出发时有7000多人,而经过千里转战到达江西中央苏区时只剩2000多人,5000多名红军战士倒在追求信仰的道路上。

  民族团结传佳话。百色起义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壮举,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和主张使各族人民心中燃起了希望、焕发出惊天动地的力量。百色起义的主要发生地——广西左右江地区,是壮、汉、瑶、苗、彝、回、仫佬族等不同民族的聚居地。其中右江地区壮族占人口比例高达90%左右,其次为瑶族、汉族,革命队伍中人数最多的就是壮族。地主豪绅阶级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使这里成为革命的热土。从1922年开始,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就在东兰县领导农民运动,三次攻打东兰县城,为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爆发后,邓小平根据左右江地区的实际情况,坚决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各族人民有平等的参军、入党权利,各级苏维埃政权中少数民族成员占了63%—74%甚至更多。邓小平还把少数民族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据统计,百色起义前右江地区少数民族党员仅有40余人;百色起义后,特别是到1930年9月,右江地区有党员约2000人,其中多数为少数民族党员。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领导水平,邓小平亲自在东兰县武篆举办了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学员既有韦拔群、雷经天等领导干部,也有东兰和凤山两县的县乡党员干部,共计100多人。邓小平每隔三天亲自给训练班讲一次课,由韦拔群做翻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使少数民族在经济上真正得到解放。瑶族群众欢呼:“众位瑶胞一起来,同进官府也不碍。工农掌权坐天下,因为有了苏维埃。”

  八桂大地,见证了百色起义的惊天伟业和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时光如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只有永不忘记我们是革命者,才能挺起新时代的精神脊梁。

 

 

             弘扬“小长征”精神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周艺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曾有一支民族地区的部队,在红军长征以前就进行了一次“小长征”,这就是红七军。1930年11月至1931年7月,由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率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红七军7000余人,转战桂黔湘粤赣5个省,行程7000多公里,经过120多次大小战斗,伤亡和损失5000余人,突破围追堵截,到达江西,胜利与中央红军会合。毛泽东、朱德高度评价红七军的这次“小长征”,并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向红七军授予了“转战千里”的锦旗。毛泽东还称红七军的战略转移为“千里来龙”。红七军千里转战形成了“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群众中心”的“小长征”精神,是新时代长征路上奋进的强大力量。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红七军将士不畏险阻、不计得失、百折不挠、一路向前的灵魂和旗帜。红七军主要领导人李明瑞原是北伐革命军中的“虎将”,他立志“替人民打工”,认定革命,跟共产党走,这是我们唯一要走的路”,从广西到江西的征途中,李明瑞始终和红七军将士一起忍受艰苦,胜利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要学习和发扬红七军“小长征”精神。一方面,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立德修身的首要任务,使红七军“小长征”的光辉历史,成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精神食粮;另一方面,弘扬红七军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精神,用理想信念凝聚起攻坚克难的磅礴力量,坚定“四个自信”,保持政治定力,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诚实践者。

  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红七军“小长征”扭转危局、走向胜利的关键。1930年9月9日红七军前委发出《目前政治形势和右江党的策略》的通告,客观分析中国革命形势后提出:现在中国革命的高潮虽日益逼近,但决不是已经到了革命的高潮,必须要打破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力量的弱点,“促进革命高潮之到来”。1930年9月30日,红七军接到中央进攻柳州、桂林和广州等中心城市的任务,因为“中央命令,只有坚决执行”。在客观分析敌强我弱力量的基础上,提出“未有把握,待走不通时再说”。在实事求是精神指导下,红七军在征途中根据实际情况多次改变行动计划,寻求突破。1931年1月2日攻占全州后,红七军前委总结艰苦转战经验教训,放弃攻打柳州、桂林和广州等大城市的冒险计划,转变硬打攻坚战战略,北上与江西红军汇合。全州会议使红七军避免了冒险继续攻打大城市而可能造成的覆灭危机,改变了被动局面,保存了骨干力量,成为红七军转战北上的重要转折点,被称为红七军史上的“小遵义会议”。

  红七军“小长征”的艰辛奋斗更充分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能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反之,则会遭受损失甚至严重挫折。新时代,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至关重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只有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自觉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大势,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积极应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的各种风险挑战。

    红七军通过自己的模范行动践行了“群众中心”的宗旨,扩大了党的影响,为红七军“小长征”的克敌制胜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红七军远征前,为保护秋收和维护右江苏区革命群众的革命热情和根本利益,红七军前委“遂决定推迟到10月初开始行动”。为了保护人民群众,在人员非常紧张的情况下,红七军还留下第二十一师保卫右江苏区。红七军转战途中,积极宣传党和军队的性质和主张,提高群众觉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买卖公平,秋毫无犯;打击地主豪绅,开仓济贫。三江侗寨至今还流传着“十一条枪”“三个东毫买菜钱”的红七军护民爱民的美谈,侗族同胞“抬红猪迎接红军”的人民群众拥军参军的故事。红军为穷人打天下消息传开,红七军走到哪里,都有侗族同胞积极带路,帮助解决给养问题。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红七军之所以能够胜利完成“小长征”,关键就在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实现和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牢记人民是社会发展真正的推动者;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满意,就是工作的方向,“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以实干担当的“事功”,构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锦绣前程。

 

 

                湘江战役精神的诠释

                   万来志

 

  湘江战役一般是指1934年11月27日至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过广西灌阳、全州、兴安等县与国民党军血战五昼夜,最终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所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企图。其主要战斗包括新圩阻击战、脚山铺阻击战、光华铺阻击战和后卫阻击战等。经此一役,中央红军人数由长征初期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伤亡过半,减员近3万人。

  尽管此战伤亡惨重,但湘江战役却在长征和中国革命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一次转折之战,不仅促使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反思,且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并塑造了伟大的湘江战役精神。湘江战役纪念馆用“三个勇于”,即“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来概括湘江战役精神,然而这种认识还不足以真正展现其特有内涵。通过回顾湘江战役全过程,发现中央红军在其中所展现的“坚定信仰、无限忠诚、钢铁纪律、敢于担当”的品质更具代表性。

  (1)坚定信仰是胜利的前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湘江战役所体现出的坚定信仰是中央红军能胜利突围的关键。在长征初期,中央红军先后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部队减员约2.2万人,进入广西后大约6.4万人。为了突破湘江防线,广大官兵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特别是担任后卫阻击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和红十八团为了掩护大部队过江,几乎全军覆没。其中,师长陈树湘更是在主力西进后,部队无法过江的情况下,依旧带领全师官兵继续战斗,直至身负重伤被俘。当敌人准备将其抬往县城领赏时,他拒当俘虏,用“断肠明志”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以崇高的信仰和高度的革命自觉,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他的壮举是几万红军战士坚定信仰的真实体现。

  (2)无限忠诚是对党的承诺。面对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红军官兵用忠诚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在脚山铺阻击战中,敌人先后以数倍的兵力进攻红一军团阵地,战斗异常激烈。其中,红五团更是伤亡惨重,团长钟学高负伤,政委易荡平也在尖峰岭阻击敌人时身受重伤。当敌人拿着刺刀上来时,他用生命实践了革命的初心和对党的无限忠诚,也正是这种精神支撑了全体官兵英勇斗志。当战至11月30日晚,中革红军的斗争形势已万分危急,红一军团负责人甚至向中革军委发出了如敌人明日继续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日继续抗敌”火急电报,希望中革军委将湘水东岸的8个师星夜兼程过河,具体表达出了他们的担忧。12月1日凌晨一点半,中革军委向一、三军团下达严令,要求务必保持渡口和西进通道安全。凌晨三点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再次发布政治指令:“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前进。”军事命令加政治指令的发布,就是要向全体官兵传达胜负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生死在此一举。最终,红军官兵怀着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的态度,以勇于胜利、敢于牺牲的革命斗争精神,不断与敌作生死搏斗,用近三万人的代价突破了湘江防线。

  (3)钢铁纪律是胜利的保证。严明的纪律是一支部队取胜的关键,在整个湘江战役中既有红一、三军团作为开路先锋的英勇,也有红八、九军团的艰苦作战,还能看到红五军团为了保卫党中央和兄弟部队的后卫安全,牺牲小我、浴血奋战的斗争场面。他们能在危险时保持如此高昂的斗争态势,与中央红军的战术素养和精神面貌不无关系。尤其在湘江战役的战略问题上,当时党内虽有过不同的意见,甚至反对意见。但命令一旦下达,并未出现各自为战,一、三、五等军团互相配合,团结奋战,共同抵御了各方之敌。可见,必胜信念和服从大局的钢铁纪律,也是突围成功的基础。

  (4)敢于担当是使命的践行。越是在关键时刻,越能考验红军官兵的担当。在新圩阻击战中,红三军团给红五师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面对军令,红五师提出“只要有一个人存在,就不能让敌人到新圩阵地上来”的口号,誓与阵地共存亡,最终,红五师与敌苦战三昼夜,全师从11月27日上战场时的3900人,至30日转移撤出时仅剩1000多人,而且从师参谋长胡震及以下主要团、营、连、排指挥员几乎伤亡殆尽。在11月30日光华铺阻击战中,为夺回界首渡口,保证中央纵队西进安全,红十团团长沈述清、杜中美(继任)壮烈牺牲,同一天同一个团先后两任团长阵亡,这在我军战史中也不多见。当中央红军12月1日发出“尽全力突破封锁线”命令时,全体官兵团结一致,坚决执行中央命令,用生命肩负起革命重担,保证了突围成功。

  总之,湘江战役精神所体现出的“坚定信仰、无限忠诚、钢铁纪律、敢于担当”的内涵是中央红军突破湘江的内在动力,也是长征精神在广西桂北大地上的生动体现,必将激励后来者踏寻他们的足迹,追寻他们的精神,继承他们的事业,完成新时代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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