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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成立40周年】【出版人杂志】关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



来源:新闻网 作者: 日期:2026-11-18 点击:13

11月17日,【出版人杂志】关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一家扎根桂林的地方大学出版社,通过人文学术出版及教育出版进入全国读者的思想与阅读生活,通过珍稀文献整理参与中国学术资料的保存和建设,又以跨地域发展、品牌培育和海外经营,不断拓展自己的文化半径。40年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人文出版领域形成的影响,早已超出地域与大学自身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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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大社四十周年:敢为天下先,也愿为好书慢下来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出版进程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个性的道路。


一家扎根桂林的地方大学出版社,通过人文学术出版及教育出版进入全国读者的思想与阅读生活,通过珍稀文献整理参与中国学术资料的保存和建设,又以跨地域发展、品牌培育和海外经营,不断拓展自己的文化半径。40年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人文出版领域形成的影响,早已超出地域与大学自身的范围。


读者对这家出版社的认识,往往始于某一本书。从“跨世纪学人文存”到“大学名师讲课实录”,从《平如美棠:我们俩的故事》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学术研究、历史经验与个人生命,经由出版进入公共阅读。明清档案、海外中文善本、旧海关史料和民间文书,也陆续被整理成册,成为研究者案头的资料。公众阅读与学术研究,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书目中彼此连接,也共同构成了它的文化底色。


“‘大学社’是我们的出身,但不是我们的边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黄轩庄如此定位。


202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以下简称“广西师大社”)迎来建社40周年。回望来路,黄轩庄尤其看重几次改变发展轨迹的选择:世纪之交走出广西,在北京等中心城市聚集人才与内容资源;2009年转企改制,推进集团化经营;2014年起通过海外并购进入国际出版发行体系;此后又围绕长期积累的内容资源,探索融合出版、知识服务与新的传播方式。每一次向外拓展,都使广西师大社有机会组织更多的人,承担更大的出版项目,也抵达更广阔的读者群体。


外界常说广西师大社总能“比行业快一步”,所谓“快一步”,并不只是时间上的抢先,更重要的是,在变化真正到来之前,先判断什么值得做。


文化上的坚持与经营上的进取,构成了理解广西师大社的一条主线。教育出版使它获得最初的积累,人文学术与珍稀文献出版逐渐确立它的特色,跨地域发展和品牌建设则为这些选择打开了更大的空间。40年里,一家出版社的文化追求,经过具体的经营决策、专业生产和代际传承,成为能够持续开展的事业。


它的特殊价值,也在于此。


带着27万元借款出发

1986年建社时,广西师大社的第一笔启动资金,是从学校各系借来的27万元。


依托广西师范大学的资源,出版社从教材教辅做起,在产品开发与发行合作中寻找市场。建社四个月后的1987年3月,第一本书《物理化学实验》出版。此后,《英汉对照详解》《课后练习解答提示》等畅销品相继推出,逐步打开市场。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使这家年轻的出版社较早形成了经营意识。读者需要什么,内容怎样组织,图书通过什么方式抵达市场,都在实践中逐渐找到答案。随着教辅业务不断发展,广西师大社进入全国教辅出版十强,也成为当时的“文教新六家”之一。


教育出版为广西师大社带来了丰厚的原始积累,也促使出版人开始思考一个更长远的问题:一家大学出版社,应该为学术与文化留下什么?


20世纪90年代末,广西师大社陆续推出了“跨世纪学人文存”等书系。如今担任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的汤文辉,正是通过这套书认识了广西师大社。当时他在厦门大学读研究生,经常到学校附近的书店寻书,看到“跨世纪学人文存”时,发现丛书中的作者大多熟悉,出版机构却十分陌生。


“我那时候甚至不知道广西师大社在哪里。”汤文辉如是说。书先替出版社到了远方。2000年硕士毕业后,他从厦门来到桂林,成为广西师大社的一名编辑。一套书吸引了一位读者,又使这位读者成了出版人。广西师大社也正是通过一本本作品表达自己的趣味和判断,让认同这些选择的人逐渐靠近。


世纪之交,广西师大社把寻找人才与内容的范围继续向外推。2000年,他们在北京建立内容策划中心,随后在上海、广州、南京等地设立机构。国内人文阅读市场正在兴起,桂林本地的资源与市场已难以容纳出版社全部的发展愿望。于是,在抢占人文社科出版高地之后,广西师大社又一次先行——离开熟悉的地域,到学者、编辑和文化活动更为集中的地方去。


汤文辉说:“从一开始,我们的外地机构就不是等待任务的‘驻京办’,而是通过当地优秀人才整合作者资源、选题资源,并且发展出经营能力。”不同城市的出版人带来各自的视野、经验和资源,“新世纪学人文存”“大学名师讲课实录”“雅典娜思想译丛”“电影馆丛书”“中医文化系列”等相继推出。广西师大社以产品系列化、丛书品牌化的特征活跃在人文社科领域。它虽仍扎根桂林,内容生产的半径却被不断打开。


学术通过课堂讲授进入更广泛的阅读,思想与艺术通过译介打开新的视野,这些作品各有面貌,却都与人的精神生活有关。对个体生命经验的关注,也由此进入广西师大社的视线范围。


饶平如用文字和手绘记录与妻子美棠共同度过的岁月,写就《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广西师大社的出版让这些具体而微的记忆得以留存,也被更多人阅读。后来,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荷兰语等不同语种的译本又将这个中国家庭的故事带到海外,感动了世界读者。


从学者的思想自选集到普通人的生活记忆,广西师大社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文出版面貌。它关心知识如何帮助人理解世界,也关心一个人怎样认识自身处境。这些关切进入选题,落实为一本本书,读者才逐渐能够辨认出一家出版社的性格。


黄轩庄把这种性格的形成,归结为文化基因与进取精神的相互作用。文化上的方向感,决定哪些事情值得投入;经营上的主动选择,则为这些事情寻找人才、资源与市场。


让时间站在出版这边

谈到广西师大社何以在40年间保持竞争力,汤文辉给出了三个关键词:自觉性、确定性、创新性。自觉性,是知道为什么做、哪些事情值得做;确定性来自稳定的方向、团队和专业积累;创新性则是“以创新与时俱进、以创新破解发展难题、以创新‘笨鸟先发’、以创新保持活力”。这三个词也分别标示了广西师大社在方向选择、组织保障和应对变化上的能力。


在广西师大社40年的出版历程中,文献出版正体现出这种能力。


20世纪90年代,广西师大社开始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接洽,馆藏善本远在海外,国内学者难以接触,出版社便联络多方力量,与馆方合作获得资料,寻找学者参与辨识、编目和研究,再由合适的整理者推动项目落地。2003年,《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出版,并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此后,旧海关史料、地方古籍、边疆史地文献与民间文书持续加入,分散难寻的材料被转化为可查找、可引用的学术基础。


“学术出版不能只看短期回报,更要看长期价值——为学术存文脉,为时代留思想。”黄轩庄说。


《汉画总录》的出版,让长期价值有了具体的时间尺度。从2005年前后开始,广西师大社与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团队合作,承担这项大型学术工程的出版任务。围绕汉代画像石等图像材料的调查、著录和研究,学术团队与出版社长期协作,一卷卷推进,资料不断汇集,彼此的理解也在实际工作中加深。


汤文辉从早期参与,到后来承担统筹职责,再到今天继续推进,这个项目始终在他的工作范畴之中。“它不是畅销爆款书,没有爆炸式的惊喜,它的出版已经变成一种平淡、持续却踏实的日常。”


《汉画总录》更像一场漫长的接力。学者负责把研究做深,编辑将庞杂的材料整理成可以保存、查找和使用的文献,出版社则为这段长期合作提供稳定支撑。一本书在今天出版,其价值可能要多年后才会被充分看见。汤文辉所说的“确定性”,正在这样的工作中显出分量:方向认准了,就一卷接一卷地做下去,让时间最终站在出版这一边。


又如《潮汕侨批集成》系列,从2005年开始,广西师大社同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王炜中团队一起,用15年时间,收集整理12万份侨批,出版了139册图书。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侨批带入大众视野时,人们也发现,广西师大社已在这个领域深耕了很多年。


让专业者生长

2009年,广西师大社完成转企改制,成立国内首家地方大学出版社集团。随着集团化经营推进,不同产品线如何设置考核、配置资源,成为新的管理问题。关键在于,规模扩大以后,怎样保护编辑活力,而不是用同一套短期指标衡量所有图书?


“管理不是束缚,而是保障,让战略落地有支撑、资源配置有章法。”黄轩庄说。


品牌化是广西师大社较早给出的解法之一。今天,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开始以品牌重新组织产品线、团队和读者关系,而“新民说”“魔法象”“神秘岛”等品牌,有的已经有十几年的积累。回过头看,广西师大社的先行之处,并不是更早使用了品牌名称,而是更早意识到,一家出版社不能只依靠零散的单本书形成影响。在汤文辉看来,品牌不只是名称和标识,选题、营销、人才培养和经营权限,都要围绕一个细分领域重新组织。如此,编辑的个人能力才可能沉淀为稳定、持续的出版能力。


2019年正式推出的“大学问”,是这套机制较完整的一次实践。彼时,广西师大社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人文社科出版资源,建立一个专注于学术的品牌,是为了把这些分散的力量聚拢起来,在文史哲等基础人文学科中形成更为清晰、连续的出版方向。


社科分社社长、“大学问”品牌负责人刘隆进专修中国史,对明清以来的历史尤为熟悉。2018年至2019年的筹备阶段,集团给了他约一年不承担个人考核的时间,让他集中走访作者、储备选题、规划产品线。刘隆进说,在集团提供的支持里,最重要的是“给空间”。


品牌需要有持续投入的领域,也要让编辑各自的专长得到发挥。“给编辑一个试错的空间”,是刘隆进珍视的工作传统。他清晰地记得,进入广西师大社第二年,在内部培训中的一句话深深触动了他:“广西师大社只有一个社长、一个总编辑,但是你要在师大社做一个人文社科编辑,你的舞台就是全世界。”


前辈出版人的影响,未必是一套完整的方法,有时只是一句话、一个工作中的侧影,留给年轻编辑的触动却很深。“它带给我的是一种视野、一种格局。”多年以后,刘隆进仍记得那一刻。身在桂林,不意味着选题只能从桂林出发。编辑面对的是整个知识世界,也要在更大的学术和思想坐标中判断一本书的价值。社里常说的“开启民智、传承文明”,从来不是悬在墙上的话。编辑要把它和手里的书连在一起,做得久了,才会慢慢内化成个人的追求。


负责“大学问”后,刘隆进依然愿意给编辑留下这样的空间。他允许编辑进入陌生领域,做暂时看不到市场回报的书,也允许一些尝试没有立刻得到回应。空间并不等于放任,它要求编辑更清楚自己为什么做这本书。个人判断慢慢沉淀下来,才会成为品牌的个性。


“大学问”筹备期间,刘隆进曾向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严志雄发邮件,希望出版其研究钱谦益的著作。邮件里不仅谈了对作品的理解,还附上一首读后所作的诗。作者很快回复,但表示已有其他出版社正在洽谈。


第一次约稿没有成功,两人的联系却没有结束。此后三年间,每逢严志雄的新书出版,刘隆进便买来阅读,再写信交流;遇到钱谦益研究中的问题,他也继续向对方请教。往来的内容逐渐超出了最初的约稿,成为持续的学术讨论。后来,严志雄主动提出加微信,并告诉刘隆进,多年的交流让自己确认,这位编辑能够理解他的研究;“大学问”已经出版的作品,也让他对团队有了信心。


双方最终完成相关著作的出版,并继续开展新的合作。出版社既有的声誉,为编辑提供了出发点;编辑自身的阅读、理解与耐心,又为机构增加了新的信任。作者愿意托付书稿,因为有人懂得作品的价值,并愿意花时间把它做好。


黄轩庄用“好书塑品牌,品牌引好书”来形容两者的关系。随着《大宋之变1063—1086》《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等作品陆续推出,“大学问”的内容方向逐渐清晰。部分读者开始从认作者、认书,转向认可品牌的出版选择。广西师大社成立40周年之际,“大学问”也从社科分社的产品标识,成为集团层面的学术出版品牌。


越过国界之后

广西师大社的海外经营,把这套围绕专业力量组织资源的思路带入了另一种市场环境。


2014年和2016年,广西师大社先后收购澳大利亚Images出版集团与英国ACC出版集团,开始跨国出版经营,成为最早一批布局海外的中国出版机构。此前的国际业务多集中在版权输出,收购之后,选题、预算、财务、人员和全球渠道都进入日常管理。黄轩庄将其视为从版权输出到跨国内容运营的一次跨越。


集团副总经理刘广汉说,收购后的管理有两套相互配合的机制。“我们在董事会决策框架下实行‘双本土化’管理。中国本土要有懂经营、懂财务的管理团队,海外公司则起用熟悉当地作者、市场和渠道的属地人才。”年度生产计划、经营计划和预算进入董事会讨论,国内设立海外公司管理办公室和专职财务岗位,重要支付由海外负责人与国内负责人联签。


在这之外,还有另一套“全球一体化”的工作机制。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实体公司在发行、财务和选题上协同。“收购前,Images是ACC的供货商,ACC是它的全球发行代理;收购以后,它们超越了原来的业务关系,成为一个一体化运营的整体。”国内外编辑共同论证国际题材,制作环节按照专业和成本优势分工,欧美销售渠道与作者资源被纳入同一体系。十年磨合之后,国内团队也逐渐具备了国际选题策划和制作的能力。


国际化并非只指向欧美。马来西亚的出版策划机构、东盟国家的“独秀书房”、中国—东盟大学出版联盟及经典著作互译项目,构成面向周边国家的交流网络。广西师大社的产品发行覆盖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连续13年位居全国出版社前20名,近三年进入前6名,居大学出版社首位,并六次获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数字不能代替对国际化成色的判断。更关键的是,能否形成稳定的海外选题能力,能否在当地完成编辑、制作和发行。收购只是起点,10年的制度磨合和共同工作,才把几家公司的渠道变成可以持续使用的出版能力。


从桂林走向北京、上海,再进入欧美和东盟市场,这条线路并非只是规模扩张。对广西师大社而言,它意味着一种新的资源配置——作者在哪里、专业人才在哪里、读者在哪里,就在哪里建立可以持续工作的关系。



把积累带向未来

走到40周年,广西师大社已经拥有清晰的内容特色、专业团队和多年形成的作者、读者网络。怎样让这些积累在新的出版环境中继续发挥作用,成为黄轩庄思考下一阶段发展的起点。


他对市场的判断并不轻松。纸质图书销售正在经历由存量向缩量的变化,阅读主体、产品与场景日益多元,单一图书经营方式面临压力。内容优势仍然重要,但读者怎样发现内容、怎样使用知识,都在改变。


广西师大社一直以“为了人与书的相遇”为使命,并将其作为一切行动的起点。如今,会员体系已服务超过10万名读者。市场部主任陈子锋说:“仅仅让好书抵达读者手中,还远远不够。书的价值,最终不是在印刷厂完成的,而是在阅读中完成的。我们投入阅读推广,不是出版主业的‘附带动作’,而是一种价值自觉。”


这种自觉如今已经延伸到读者怎样开始阅读,以及遇到困难时能否得到帮助。陈子锋谈起《文学大逃亡》的共读活动。一位读者在豆瓣长评中写道:“我对外国文学作品一直有畏惧感,一是由于中外语言表达的逻辑差异,翻译得不好,晦涩难懂;二是外国人名字太长,不好记。”共读开始前,工作人员的介绍引起了她的兴趣,编辑安排阅读进度、设置导引问题,还推荐延伸书目。具体的引导让她放下顾虑,接下来的七天里,她把空闲时间几乎都用在阅读上。


从“书漂流”到“加油!书店”,从“深阅读·书评大赛”到“山水阅读”,场景各不相同,做的都是同一件事:为人与书的相遇创造条件。“4·23经典共读”联合全国400多所大中小学和文化团体,累计吸引300多万人次参与;“阅光计划”把读者的阅读时间转化为对乡村中小学图书馆的捐赠;2020年疫情期间,“书店燃灯计划”联合两百多家书店,将名家分享搬到线上。同行、媒体、书店、高校和公益机构陆续参与,阅读推广不再是一家出版社的独自行走。


活动办得多,并不等于阅读真正发生了。陈子锋最在意的问题仍然是:“我们做的事,究竟有没有用?”到场人数、传播量和图书发放数量都能统计,却很难判断一本书是否被翻开,一个人是否真正读了进去。阅读推广最难的部分,恰恰在数据之外。


眼下,这件事变得更难。短视频不断切分人们的时间,人工智能可以在几分钟内总结一本书、生成一篇书评。获取信息的速度越来越快,完整阅读一本书却需要更多耐心。出版社不能回避新的工具,但信息的提取终究不能代替阅读本身。读者在阅读中经历的迟疑、联想和自我修正,也无法被一份摘要完整交付。


过去积累的活动经验、读者联系和合作网络,需要转化为更稳定的服务能力。书单、共读、书评、课程和线下空间要彼此衔接,让作者资源与读者需求建立新的联系。黄轩庄所说的“融延发展”,不是离开出版去追逐风口,而是从已有的好书出发,把内容做得更深,让它以新的方式抵达读者。


从人文社科出版、文献整理,到品牌化发展、海外经营和阅读推广,广西师大社一次次“快人一步”,并不是因为总能预知下一个风口。更接近事实的解释是,它习惯于更早辨认变化,更早组织资源,也愿意更早承担选择带来的风险。


新的媒介、技术和阅读习惯会不断改变出版的形态,但一家出版社最终凭什么被记住?多位到访者都曾对黄轩庄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很多好书。”如果只能留一句话给后来者,他最希望大家记住的,也是这句话。


“它朴素、真切,却道出了出版社最本质的生存逻辑:出版社最终不是靠口号、规模或风口被记住,而是靠一本本好书被记住。”


在黄轩庄看来,“好书”是办社初心和文化使命的物化,是精品出版、学术定力的证明,是作者信任的积累,是读者口碑的沉淀,也是出版社穿越行业周期的“硬通货”。


从27万元借款起步,到把出版网络从桂林延伸至全国乃至海外,广西师大社一直在改变抵达作者和读者的方式。有些路要抢先走,有些事情却必须慢下来。40年过去,真正没有改变的,仍是对一本书价值的判断,以及愿意为它付出时间的耐心。


“40年,我们成就在书里;未来,我们仍然要在书里证明自己。”黄轩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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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xVL8dlUaOKsrPpiGlAog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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