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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成立40周年】《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关注报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



来源:新闻网 作者: 日期:2026-11-16 点击:14

近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关注报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40年间,从教育出版起家,到聚集专业编辑、打造人文品牌,再到集团化经营、走向海外,这家出版社一次次调整组织出版的方式。近年来兴起的文学文创与知识服务,又让图书内容走入新的生活场景。


现将相关报道进行转载。


一家地方大学出版社的四十年破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创新发展观察


1986年11月18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广西师大社)正式成立。创办时,从学校各系借来的27万元,是这家地方大学编者按:从西南一隅的地方高校出版社,成长为跨国出版文化企业,40年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三次关键破局,打破地域、体制与国际发展壁垒,在AI变革的时代浪潮中,坚守学术底色,激发市场活力,走出独属于自己的发展路径。出版社最初的重要资金来源。


40年后,这家地处桂林的出版社已将业务布局到全国,并拥有海外出版发行机构。2024年,广西师大社出版图书2784种、1.17亿册,出版码洋20.11亿元,产品覆盖教育、人文社科、文学艺术、珍稀文献、少儿阅读等领域。


翻开它的书目,《枢纽》《风雅宋》《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大宋之变》等作品进入了众多读者的书架,《徽州文书》《潮汕侨批集成》《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大型文献出版工程则为相关学科研究留下珍贵资料。


40年间,从教育出版起家,到聚集专业编辑、打造人文品牌,再到集团化经营、走向海外,这家出版社一次次调整组织出版的方式。近年来兴起的文学文创与知识服务,又让图书内容走入新的生活场景。


“2000年是破地域之局,2009年是破体制之局,2014—2016年是破国际之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黄轩庄说,“没有这三次关键动作,就没有广西师大社从地方高校社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今天。”


27万元起家,一本教辅书打开全国市场

时间拨到1986年。桂林既不是省会城市,也不是出版资源集聚地,要在这里办一家出版社,第一道难关是拿到成立批文。王炜炘等创社人员多次奔波于北京、南宁,留下“三上北京七下南宁”的故事。


批文到手只是开端。作者、编辑、发行渠道都要从头积累,接下来还要筹钱、组织书稿,把书真正做出来、卖出去。社史资料记载,学校各系借出的27万元用于购置设备,出版社又向银行贷款30万元进行图书出版。这些资金支撑了最初的编辑、印制与发行工作。


1987年,广西师大社出版第一本图书《物理化学实验》。同年3月,《初中数学试题精选与分析》上市,开始打开市场。


这本定价1.48元的助学读物首印34.5万册,不到两个月便销售一空。随后又经过多次重印、修订,累计印数达到54.5万册。根据社史馆资料,1987年,广西师大社还清了从学校借来的27万元。


这本书的热销,使初创团队很早就接触到出版经营的实际问题:选题能否回应读者需求,印数该如何确定,发行商愿不愿意订货,图书怎样及时送到外地。教育出版的经验由此一点点积累起来。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广西师大社持续开发教材、教辅和工具书,逐渐成为全国文教图书市场有影响力的“文教新六家”之一。它还较早尝试分省代理、与民营书店合作,把图书发行网络铺向全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汤文辉回忆那段经历时坦言:“我社可谓白手起家,要想发展,更多地需要依靠自身努力。”他特别谈到早期助学读物采用的“分省代理制”:通过明确不同区域的发行责任,调动外地经销商的积极性,为图书打开全国市场提供了帮助。


教育出版使广西师大社在全国市场站稳脚跟,也让其有条件重新考虑大学出版的另一项职责。教材教辅回应现实教学需要,学术著作与历史文献的整理则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随着经营状况的改善,广西师大社开始将部分资源投入回报周期较长的人文社科与珍稀文献出版。1993年前后,明清档案、民国文献、地方文书及海外所藏中国古籍陆续进入出版计划。


这些项目往往没有教辅图书那样明确而广泛的市场需求。文献的搜集、鉴定、编目、影印需要编辑与研究人员反复核对,一项工程持续数年并不鲜见。


《徽州文书》保存了大量民间契约、账簿与基层社会生活记录;《潮汕侨批集成》将散存各地的侨批汇集成册,留存海外华侨与家乡之间的经济往来和家庭记忆;《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西域考古图记》等成果,则使分散保存的文献更方便学者检索、利用。


《汉画总录》同样考验耐心。出版社自2005年起与北京大学朱青生团队合作,系统整理汉代画像石等图像资料。截至2026年10月,该项目已出版67册,成为中国图像学研究的重要基础资料。“我们不是为了市场,而是为了使命。”谈到《汉画总录》与研究团队20余年的合作,汤文辉这样说。在他看来,长期学术工程能够做下来,“关键在于‘人’,重点在于‘道’”。


一个个周期漫长的项目积累下来,广西师大社由教辅出版逐步拓展至学术人文领域,形成了“以教育出版为主轴,人文社科、珍稀文献出版为两翼”的业务格局。黄轩庄说:“学术出版是高校出版社的根,根深才能叶茂。”较为稳定的教育出版业务支撑了长期学术项目,文献与学术图书又逐渐吸引更多作者和研究者与出版社合作。后来,怎样把这些作者、编辑和选题资源连接起来,成为出版社走出桂林的一道新课题。


从桂林走向全国,出版品牌在专业团队中生长

到20世纪90年代末,广西师大社的人文社科选题越来越多,新的难题随之出现:优秀作者和专业编辑分散在全国各地,而出版社的管理和编辑力量主要集中于桂林。


北京、上海汇集着众多作家、学者和文化机构,编辑需要频繁往返寻找作者、讨论书稿、参加学术活动。随着学术人文出版业务扩大,单靠桂林总部远距离联络,已越来越难以满足选题策划的需要。


1999年,出版社着手制定中长期规划,研究跨地域发展;2000年,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成立,随后在上海、广州、南京、南宁等地陆续设立分支机构。编辑团队得以直接接触作者、参加学术文化活动,按各地资源优势组织选题,桂林总部则负责统筹。


黄轩庄认为,跨地域布局是广西师大社突破资源限制的重要选择。“这使出版社能够接触更广泛的作者和编辑资源,逐步由教育类大学出版社成长为多领域出版机构。”


驻外团队使出版社更容易接触作者与专业书稿,也逐渐形成了敢于判断内容价值的编辑队伍。一本书可能在最初并不被看好,却因编辑的坚持而找到读者。《思考中医》便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它是刘力红写的一篇博士论文,原名《伤寒论导论》。书稿辗转来到编辑龙子仲手中,他与作者花费一年多时间打磨内容,最后《思考中医》这个书名也由龙子仲改定。


临近付印,发行部门对这本专业性很强的书信心不足,只报了500册。龙子仲坚持自己的判断,悄悄把印数改成2000册。图书上市后很快售罄,出版社不得不紧急加印。此后,《思考中医》不断再印,累计印数近70余万册,成为长销书。


编辑看中的书最终找到了读者,这样的例子在不同类型的人文作品中不断出现。《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里,饶平如用文字与数百幅手绘画面记录和妻子共同走过的岁月,平凡的生活记忆打动了各地读者,图书后来被译成多种语言。《枢纽》中,施展从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世界史的交叉视野讨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学术议题由此进入更广泛的公共阅读。


随着这类作品不断推出,编辑团队在不同领域积累了作者资源和读者群体;贝贝特等机构的成长,也让一批专业编辑团队有了相对稳定的选题方向。广西师大社开始有意识地将长期经营的书系与专业团队联系起来,逐步形成不同的出版品牌。据黄轩庄介绍,这一探索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由“跨世纪学人文存”“新世纪学人文存”“老照片”等丛书起步,逐渐培育专业出版品牌,再延伸到阅读推广与文化服务。


从一套丛书到一个个品牌,变化的不只是书目的规模,还有图书到达读者的环境:可选的内容越来越多,读者的时间却没有增加。在汤文辉看来,品牌在今天比过去更加重要。他说:“新媒体时代,信息爆炸,有限的注意力应接不暇;出版业和其他行业一起争夺用户的注意力,品牌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凸显。”


要在注意力的争夺中被读者认出来,品牌先得有清晰的定位。“新民说”持续经营思想文化与公共阅读,吴钩的《风雅宋》以器物、艺术和士人生活呈现宋代文化。“文学纪念碑”专注经典作家的传记、日记、书信类作品,推出《卡夫卡传》等。“大学问”则聚焦以文、史、哲等学科为主体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图书出版,赵冬梅的《大宋之变:1063—1086》以司马光的后半生展开北宋政治史,王瑞来的《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讨论宋元之际的士人命运。到2026年,成立7年的“大学问”已出版学术图书200余种。


少儿出版同样形成了相对清晰的品牌分工。“魔法象”面向儿童,着力于绘本和审美启蒙;“神秘岛”面向青少年,侧重青少年文学和科普读物;“新儿童”“等高线教育”则专注儿童教育领域。


从人文社科到少儿出版,各品牌定位各有侧重,经过多年持续出书的积累,构成了广西师大社层次分明的品牌矩阵。各品牌的选题风格日渐鲜明,读者逐渐能从品牌辨认出一种内容趣味与编辑标准;读者的认可又反过来巩固了品牌,形成正向循环。


对于这些品牌,汤文辉说:“出版单位不仅仅是一个图书供应商,它的本质应是知识服务和阅读服务的提供者。”他把学者、出版人与读者称为“学术的共同体”,希望出版品牌把这些人长期联系在一起。


集团化改革与海外布局,让出版资源跨越国界

多地机构和专业品牌持续成长,原先由单一出版社统一管理的业务,逐步形成桂林总部与多地编辑团队共同运转的体系。如何保留各团队的专业活力,又能把资金、人员和发行等资源统筹起来,成为广西师大社下一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


2007年,广西师大社成为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试点单位;2009年6月28日,完成转企改制并组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成为我国首家地方大学出版社集团。


集团的经营主体随着桂林总部和各地专业团队的成长逐步增加。集团化改革推进后,不同业务板块得以在相对统一的治理框架内开展经营。


“转企成功有力地打破了大学社传统体制的束缚,理顺了产权与治理结构,激活了内部资源和活力。”黄轩庄说,改革为跨地域经营和海外投资提供了组织基础。


出版社的发展,离不开广西师范大学的支持。学校将出版社建设纳入整体发展战略,给予其较为充分的经营自主权。黄轩庄说,学校“放手发展、联手推动”的思路,使出版社能按行业规律配置人才等各类资源。


国内的业务格局逐步建立后,广西师大社又把已有的人文艺术出版优势延伸到国际市场。2014年,出版社收购澳大利亚Images出版集团;2016年,又收购英国ACC出版集团。


Images长期经营建筑、设计出版,ACC擅长艺术、设计、摄影等专业图书的出版与全球发行。它们的作者、编辑及海外发行渠道,与广西师大社已有的人文艺术出版业务形成互补。


“在内容板块上,我们选择了建筑、艺术这两个具备全球共通审美的赛道,以此作为出海主线。”黄轩庄说。出版社由此逐步从单纯版权输出进入跨国图书策划、制作和发行。


《民宿之美》是“艺术之桥”平台早期的项目之一。这本书在全球建筑设计行业征集了100多个民宿设计案例,由中外编辑共同采选,以中文、英文两种版本出版,再经海外渠道发行。这种“全球组稿、中英共版、国际发行”的做法,使原本主要依靠版权贸易传播的建筑设计内容,得以借助Images和ACC积累的专业网络,进入海外建筑师、设计机构、图书馆及专业书店的视野。


这种合作也逐渐延伸到持续性的出版交流。汤文辉表示,2016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亮相的“艺术之桥”后来发展为中外出版人的交流平台,其孵化的英文期刊《建筑中国》,通过国际渠道介绍中国当代建筑创作。


在欧美市场的建筑艺术出版之外,广西师大社也利用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开展合作,先后在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设立3家海外独秀书房,2024年又联合浙江大学出版社等机构发起成立中国—东盟大学出版联盟,并通过经典著作互译项目译介中华经典。“东方智慧丛书”将《论语》《老子》《孙子兵法》等中国经典译成东盟地区多种语言,以双语对照方式面向当地读者。


今年6月发布的《2026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显示,广西师大社2025年度有321种图书进入海外图书馆系统,位居全国出版社第六、大学出版社第一,连续13年进入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20强。


黄轩庄说:“学术底色是广西师大社的根基,市场化是我们的能力,国际化是我们的新布局。”海外出版机构的经营、跨国团队的协作,以及不同市场对图书内容的具体需求,仍在考验这家出版集团配置资源的能力。


让书走进更多生活场景,寻找新的出版增长空间

2023年上海书展,在广西师大社的展位上,一款卡夫卡签名刺绣托特包吸引了不少读者。出版社多年经营的文学出版品牌,开始以图书之外的产品形式进入年轻人的日常生活。


这款源于“文学纪念碑”《卡夫卡传》的文创,首批带到展位的100个很快卖光,工作人员紧急联系补货。截至目前,卡夫卡签名刺绣托特包累计销量近10万个。


“阅·见”文创此后又推出文学主题包袋、日历和阅读用品。2026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鲁迅名言周历、卡夫卡文学帽、黑塞刺绣工装包等成为展位上的新产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总经理黄毓表示,单款商品热销之后,“阅·见”还需要持续开发产品,协调设计、生产、库存与销售渠道。图书出版积累的作者和读者资源为这些尝试提供了起点,而读者与出版社的联系,也早已延伸到线下的阅读场所。


早在2016年,广西师大社便创立独秀书房,逐步开展图书销售、读书会和公共文化活动。今年是品牌创立10周年。文创让文学成为日常可使用的物品,独秀书房则通过阅读活动和交流空间,为出版社与读者提供持续见面的机会。


让人与书相遇的尝试不止于书房。2006年,广西师大社发起“书漂流”活动,推动图书在读者之间传阅;2018年上线“会员家”,把活动中聚来的读者沉淀为长期联系的会员;近年又陆续推出“山水阅读”“深阅读”“阅读一小时”等阅读推广品牌,从卖书延伸到组织阅读。


出版社还在尝试让经典作品以新的媒介与观众见面。今年3月,“西游奇境:沉浸式神话漫游体验展”在澳大利亚悉尼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借助VR技术呈现《西游记》中的经典场景。黄毓在活动中表示,希望通过更加立体、生动的呈现方式,让海外观众接近中国文学经典。


文创、书房和沉浸式展览改变了读者接触内容的方式,技术的影响还进入了编辑加工和知识组织环节。广西师大社在“十四五”时期确立“聚焦主业、深耕教育、提升学术、融延发展”的战略方针,尝试把长期积累的教育内容、学术文献与新的技术工具结合起来。


在教育出版领域,出版社探索智能批改、个性化学习和数字教材,希望使教材教辅逐步以数字赋能形式延伸为教学服务。在古籍与学术出版领域,编辑和技术人员尝试对文献进行文本结构化、图像标注和知识关联,方便研究者检索、比对与使用。


“我们内部建立了基于智能审校的智慧出版服务平台,集成AI工具,辅助编辑进行基础文本校对、格式检查、敏感词过滤和学术规范性审查。”黄轩庄介绍,出版社也在逐步建设专业语料库。今年9月18日,“独秀出版垂直大模型”在第三届出版业知识服务创新与国际合作研讨会上发布。


汤文辉在谈到学术出版数字化时说:“科技的进步是出版变革的引擎,但文化才是方向。”难题也摆在面前:古籍、学术著作等专业内容数据化难度大,知识库建设投入高、周期长;懂出版又懂技术的人才不足;全社统一的技术平台与各板块的个性化需求之间还需要磨合。数字化转型仍需长期投入。


面对下一阶段的发展,黄轩庄并未回避短板:“在我看来,有些方面我们是跟上了形势,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的地方我们也未能跟上市场的发展,存在发展短板。”


今年,广西师大社迎来建社40周年,并提出推进“二次创业”。教育、人文社科和珍稀文献出版仍是未来发展的主要基础,知识服务、国际出版与文化创意等领域则有待继续探索。


回望40年,黄轩庄最希望后来者记住的,仍是许多到访者说过的那句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很多好书。”


报道截图

报道链接:https://epaper.chinaxwcb.com/epaper/2026-11/16/content_998873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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