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3日，《当代广西》2021年第17期刊登我校校长贺祖斌文章《重走西迁路》。文章从贺祖斌校长本人视角讲述了他暑假与师生一同重走西迁路的心路历程，在追忆中感慨，在敬仰中思考。

让我们一同跟随贺校长再历西迁历史，赓续红色基因，不负时代使命。

现将文章转载分享。

重走西迁路

本文作者在柳州三江丹洲书院给学生讲校史课。刘宪标 摄

读史使人明智，鉴以往而知未来。

在重读广西师范大学校史时，有一段往事一直在我心中萦绕，那就是1944年日本侵略军逼近桂林时，广西师范大学前身国立桂林师范学院为救亡图存，从桂林疏散、迁移到广西三江和贵州平越，抗战胜利后返回桂林的这段历史。我查阅了相关史料，只有当年师生的回忆文章和史料的整理记录，未见有实地考察的记录。因此，这些年我心中一直有个梦想：重走西迁路。于是就有了今年暑假师生共同参与的“重走西迁路，再启新征程”——红色校史寻访社会实践活动。

柳州丹洲：艰苦卓绝，百折不挠

我们第一站是柳州三江丹洲。这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岛”，也是一个很具历史文化的古镇。来之前，了解到史料上记载“校址借用原来省立柳庆师范学校的旧址，校舍都是破庙改成的”“现今未找到遗址”。经过现场考证和对应县志查实，丹洲书院就是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在丹洲的办学旧址，这是本次实地考察的重大发现。丹洲书院占地1340平方米，在清朝已是一所较为完善的教育场所，民国期间更名为三江第一小学，曾经是省立柳庆师范学校办学旧址。书院是丹洲古城最大的一处建筑，古香古色，保存较为完整；院内绿树成荫，桂花飘香，最有名的树是当年苏朝阳知事种植的桂花树。

在丹洲书院门前，我以《风雨西迁，弦歌不辍》为题向学生讲述了西迁红色校史。随着日本侵略军的逼近，1944年6月桂林大疏散，国立桂林师院踏上了辗转迁校之路。根据战时形势的变化和教育部的意见，时任国立桂林师院院长曾作忠带领学校疏散委员会审时度势商量路线，大家协作分工密切配合。一路上，曾作忠照顾教授、家属、病号坐车或坐船，始终坚持与学生一道徒步行军，翻山越岭。1944年10月4日，师生大部分迁至丹洲书院。经过修缮与安置，学校顺利开学复课。同时在丹洲招新生，在《柳州日报》刊登消息，还发函告知师院学生到丹洲上课。开课时，教室里只挂了一块小黑板，没有桌椅，学校给每个同学发一张短凳，学生的自习则集中在食堂进行，非常艰苦。颠沛流离的生活，磨炼了同学们刻苦耐劳、果敢敏锐的品格，培养了团结、民主、自治、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将人心凝聚到一起，赋予了学校新的力量。

贵州平越：风雨西迁，弦歌不辍

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在丹洲复课一个月后，国立桂林师院被迫再次迁徙。疏散委员会决定， 11月16日沿榕江河北上到贵州平越。沿着前辈们西迁之路，我们带着敬仰和疑惑去追寻下一站：贵州平越。

得知我们到来，福泉市领导和相关部门非常重视，用他们的话来说：桂林师范学院离开76年终于回家了。福泉是贵州开拓较早的地区之一，1914年裁平越直隶州，改设平越县；1953年7月，平越县更名为福泉县；1996年12月，福泉撤县设市。

我们一路来到学校办学旧址，当年的遗址全部在前几年旧城改造时拆除了，以此为基础新建了孔庙，在大成殿门上悬挂“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旧址”的牌匾。据福泉市档案馆人员介绍，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唐山、北平等地相继沦陷，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以及国立上海交通大学大部分学生先后迁到湖南湘乡杨家滩合并复课，形成抗战时期三校合办的交通大学，桥梁专家茅以升任联合交通大学校长。1938年10月，日军侵占武汉，直逼长沙，形势紧急，学校被迫继续内迁贵州平越办学。1939年2月到1945年1月之间，国立交通大学在平越走过了一段筚路蓝缕的办学之路。侵华日军踏进贵州独山，交大被迫于1945年初迁往重庆璧山县。交大在平越办学近六年，历史上把交大在平越时期称为“平越交大”。

平越也是国立桂林师范学院西迁之路上最重要的驻地。曾作忠院长带领师生经过一个多月的跋山涉水，于1945年1月到达贵州平越，在交大旧址复课办学，一直到1946年1月离开。在平越办学一年的时光里，老师们互敬互爱，以自身的乐观、豁达引领着艰难岁月中的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进步思想。

西迁之路翻山越岭，走走停停，摸索前进，在曾作忠院长的带领下，师生们自发宣传抗日、呼唤民主，凝聚革命力量。从广西到贵州，师生们在战火中坚持教学，坚持科研，传播“火种”，谱写了文化抗战、教育抗战的壮歌。教务主任林砺儒教授在西迁办学过程中，不忘教学科研，艰苦条件从来没有击垮他。他坚持研究国内外教育名著并勤于执笔，被誉为“服务最有恒心的教育家”。

在福泉考察期间，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是发现一批珍贵的校史档案。在福泉市档案馆举行了国立桂林师范学院西迁平越历史资料互赠仪式，并举行座谈交流会。档案馆提供了一批师院在平越办学的历史档案复印件，其中有：国立桂林师范学院院长曾作忠的亲笔信、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启用关防和院长印知照平越县政府的公函、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借用交大留平家具清单、关于合办附属初中的函、学生的考试卷……这批文献十分珍贵。

二是平越、桂林结下“福泉”缘。在师院办学旧址的福泉山上，有“福泉”井，平越改名为“福泉”由此而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相传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一代宗师张三丰到此修炼得道成仙后，这里便成了一代道教圣地，名声大振。在此地办学时，师生们的部分供水来自“福泉”井。巧合的是，师院从平越迁回桂林王城办学的校区，也有一口“福泉”井，此井是道光十七年（1837年）开挖，供到广西贡院参加考试的秀才们使用。井栏上刻有篆书“福泉”二字，并有桂林知府许仁和的隶书记事。师院平越、桂林两地校区均有“福泉”，水质甘甜，冬暖夏凉，水位久不干涸，乃神奇之缘，也是学校历经磨难后的兴旺之福。

桂林王城：百废待兴，勇于担当

经过几天的舟车劳顿，重走西迁路活动最后回到桂林王城。国立桂林师范学院从贵州平越迁回桂林后，办学校址就选在王城。

1945年7月，在桂林沦陷近八个月之后，经过20多天的血战，我国军民于7月底收复桂林，在平越收到桂林已光复的消息，师生们归心似箭。1945年11月，曾作忠院长率领部分员工先回桂林，筹备迁返事宜。当时的市区经过日本侵略军的蹂躏，处处断壁残垣，满目疮痍，99%以上的房屋被毁，师院原在六合路、建干路一带的校园都荡然无存。

经过申请，广西省政府把位于明代靖江王城内的省府旧址拨给师院办学。曾作忠院长带领员工们清理废墟，修缮教室，在艰苦条件下很快建起了一座座茅草房，同时续招新生和保送生300余名。11月25日，曾作忠主持召开了桂林分部一年级的开学典礼。1946年1月26日，滞留平越的师生们全部迁回桂林。面对百废待兴的环境，师生们毫不气馁，积极参加建校劳动，很快就在王城里安顿好了学院本部以及附中。这是一支星火燎原的队伍，有他们在，大学的生命、民族的希望就会延续。

经过战火纷飞的西迁之路，再到百废待兴重建家园，师生们磨炼出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品格。1946年4月1日，曾作忠院长在院庆纪念会上作了一个令人动容的演讲——《五年来的本院》，把西迁的历程总结为：“师生被迫迁徙，跋山涉水于峦烟瘴雨之中，奔驰逃遁于冰天雪窖之下，漂泊在千里以外者，前后二年，弦诵之声，不绝如缕。”正所谓“艰难岁月孕育辉煌”“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感悟思考：赓续基因，不负时代

在重走西迁路的几天活动中，我一直沉浸在追忆、感慨、敬仰、思考中。

追忆，我们的先辈在战火中坚持教学、坚持科研，传播“火种”，谱写了文化抗战、教育抗战的壮歌。感慨，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生生不息，历史给了我们跨省域文化深度交融的机会，也给不同地域感受到一种新的文化的猛烈冲击，感受到一种近代文化与教育的脉动。敬仰，在西迁路上，一大批教授在曾作忠的带领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任劳任怨、无私奉献，他们有教务长林砺儒和中共党员、作家彭慧以及左联作家穆木天等，还有西迁路上聘请的汪泽楷、谭丕模、张毕来等一批中共党员教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是多么的艰苦卓绝，是多么的勇于担当！

我尤其敬佩和感慨的一个人是院长曾作忠先生。这位美国华盛顿大学心理学博士、西南联大教育学系教授，1941年得知家乡桂林师资匮乏，毅然向西南联大辞职，回到桂林重建广西师专。仅仅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就让广西师专升格为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开创了广西本科师范教育的先河，成为当时全国六所国立师范学院之一，在西南地区形成较大影响。日本侵略军入侵桂林后，他带领全校师生一路颠簸，先后在柳州丹洲和贵州平越继续办学。抗战结束后回到桂林，学校已经荡然无存，他又组织师生重建家园。可以说，曾作忠担任广西师专和国立桂林师范学院负责人期间，时局变化，一路奔波，没过上几天安定日子。他那种不畏艰难、不计得失、坚持办学、薪火相传的精神，以及当年一大批教授的为人、为师、为事的品格，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尊重；当年那种团结一致、勇往直前、百折不挠、勇于担当的西迁办学精神，永远值得今天的大学人学习和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