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病毒无国界，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疫情不仅对人类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构成重大威胁，而且对人类的卫生事业提出严重挑战。2020年初爆发的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人们诸多的思考。人们不禁要问：中外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疫情？如果有，这些疫病又是怎样发生和蔓延的，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当时社会又是怎样应对疫情的，对当下的疫情防控又有哪些重要的历史启迪？鉴此，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了以“中外疫情与社会应对”为主题的研究系列笔谈。此次研究系列笔谈由广西师范大学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完成，侧重于向广大读者朋友传递有关中外疫病史等基本知识，从历史与现实、国内和国际不同角度回答中外历史上的重大疫情与社会应对问题。期盼广大读者朋友从“中外疫情与社会应对”研究系列笔谈中获得智慧与启迪，进而为当下的疫情防控提供强有力的专业知识支持并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从而彰显新时代人文社科学者的责任与担当。

     系列笔谈五：中国古代史志所见流行病及社会应对

  文/蓝武（广西师范大学 教授）

作者简介：

蓝武，男，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广西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广西壮学学会副秘书长等职；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岭南教育史、区域文化史、西南边疆民族史；出版学术专著3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项。

    从中国古代各种史志记载来看，古代中国曾出现过多种流行病，这些流行病的发生和蔓延，对当时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产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人类为此采取过各种各样的防控措施，这些措施对于现今的疫情防控仍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一、中国古代史志记载的主要流行病

历史时期，由于流行病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与生命健康影响极大，是故历代各种官修史书和私人著述多有记载。翻看中国古代历代文献，各种正史、医书和地方志书诸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新唐书》、《金史》、《周礼》、《战国策》、《庄子》、《伤寒杂病论》、《肘后备急方》、《巢氏诸病源候论》、《明史》、《清史稿》、《明实录》、《清实录》以及《永定县志》（民国）、《徐州府志》（同治）、《南平县志》（康熙）、《抚州府志》（光绪）、《凤阳县志》（光绪）、《慈溪县志》（光绪）、《莆田县志》（民国）等等，对古代各种流行病诸如疟疾、麻风病、狂犬病、结核病、蜮病、伤寒、天花、白喉、鼠疾、霍乱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载。由此可见，在人类认识水平与医疗技术水平尚属有限的古代社会，明显存在着流行病多发的现象。

《伤寒杂病论》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中国古代流行病发生的原因及其危害

从中国古代史志记载来看，古代中国存在着多种流行病频发的现象。究其原因，史载颇多。其常见者，或源于气候，譬如，《伤寒杂病论》所谓“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礼记·月令》所云“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史记》所谓“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或源于饮食，譬如，东汉王充《论衡·累害篇》所谓“夫鼠涉饭中，捐而不食。捐饭之味，与彼不污者钧，以鼠为害，弃而不御”，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所谓“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或源于他灾引发，譬如，《后汉书·冯衍传》所谓两汉之际“饥寒并臻，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荒秽，疾疫大兴”，《宋史·五行志》所谓南宋“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如此等等。

中国古代流行病的发生与蔓延，导致染病而死者为数不少，不仅对人类的生产与生活造成极大影响，而且对人类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譬如，据《南史》记载，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隋书》记载，隋朝大业八年（612年），全国大旱，大疫接踵而至，染疫而死者不计其数；《元史》记载，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年旱灾，疫灾随之爆发，“死者八九”；同治《徐州府志》载，江苏沛县“万历三十一年，夏秋大疫，病死数千人”；光绪《抚州府志》载，江西抚州“顺治四年夏秋大疫，尸相枕藉，死数万人”；民国《永定县志》记载，福建永定“康熙五十七年，岁大疫，死者千余人”。由此可见，因疫死者不少，这就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三、中国古代社会应对流行病之方策

面对流行病的发生与蔓延，中国古代的人们并非消极被动，而是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致力于预防和控制疫情。研究发现，在中国古代一旦发生疫情，通常会有两股力量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是政府力量，二是民间力量。此两种力量，有时并未截然分开，而是交织在一起。从史籍记载来看，中国古代社会应对流行病之方策实属不少。其中，除了人们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对自然界的认知水平有限等原因，出于封建迷信的思想而采用某种仪式“驱赶”所谓的疫鬼之外，兹举要者数例如下：

一是注重卫生，包括注意个人卫生和公共环境卫生等。譬如，张仲景《金匮要略》云：“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疫死牛，或目赤，或黄，食之大忌”；清《食鉴本草》谓：“凡禽鸟死，不伸足，不闭目，俱有毒，不可食”，“牛，耕田，大功于人，不可食。凡卒死者，瘟死者，极毒杀人，非惟不可食，即吸闻其气，亦能害人”；强调须注重个人饮食卫生。清人熊立品《治疫全书》谓“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秽污；毋凭死者尸棺，触其臭恶；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物”，同样强调要重视个人卫生。再如，宋人温革《琐碎录》云：“沟渠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病”；南宋真德秀知泉州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吴芾知隆兴府，当地“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垲以居”。上述内容均强调要注重公共环境卫生。

二是上报疫情。譬如，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宋皇祐四年（1052年）正月，因全国诸路疫病流行，诏定“比诸路饥疫相仍，朕念徭赋科调之烦，百姓未获休息，庐巷疾苦，或不得闻，转运、提点刑狱亲民之官，其思所以救治之术，条列以闻”，明确要求如实上报疫情及救治之术，旨在保障民生。

      《续资治通鉴》（全12册）

（图片来源：[清]毕沅撰，“标点续资治通鉴小组”校对，《续资治通鉴》（全12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6）

三是药物医疗。譬如，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立有“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载有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诸种治疗与预防方剂；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供的治疗瘴疫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卷二中提及“大黄”方剂，称“既而军中病疫，惟得大黄可愈，所活几万人”。

《南村辍耕录》中关于“大黄愈疾”的记载

             （图片来源：[元]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4）

四是巡诊施药。譬如，据《后汉书》记载，曹褒任城门校尉，“时有疾疫，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多蒙济活”，“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死者万数，意独自隐亲，经给医药，所部多蒙全济”，元初六年（119年）夏“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据《魏书》记载，北魏孝文帝对医疗救助尤为重视，曾颁布圣旨称：“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需药物任医量给之”。

五是隔离救治。据《晋书·王彪之传》载：东晋“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无不染。若以之不复入宫，则直侍顿阙，王者宫省空矣。’朝廷从之。”另据明代萧大亨《夷俗记》云：“凡患痘疮，无论父母兄弟妻子，俱一切避匿不相见。”由此可见，隔离救治制度古已有之。

四、历史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文明史是人类不断抗击和战胜各种灾难的历史。由上可知，由于种种原因，流行病在古代中国多有发生并蔓延；而历代官民多能积极采取应对之策予以防控，在抗疫斗争中将历史不断推向前进。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毋庸置疑，中国古代社会应对疫情之策于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类认识病毒和战胜病毒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也好，防控也罢，均需要开动脑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便采取有效措施，有针对性地防范与应对疫情。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人类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最终定会认识和战胜病毒。

二是敬畏生命。中国古代，从药物治疗、巡诊施药、上报疫情、隔离救治等一系列应对流行病之策的实施，无不体现出对生命的敬畏与珍重。

三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在相对缺乏高端医学技术相助的古代，疫情的发生与蔓延导致因疫死者众多。后来正是由于疫苗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人类才彻底消灭诸如天花此种古老的烈性传染病。科学技术堪称人类抗击疫情的第一利器。

四是注意隔离诊治。流行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而人员流动往往成为病毒扩散的主因之一。因此，在疫情防控期间，为防疫情扩散，保护人类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尽量避免人员频繁流动，实施严格的隔离制度是必要的。

五是加强国际合作。病毒没有国界，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从中国古代史志所载的流行病来看，存在境外输入的情况。这就需要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团结一致，共同抗疫。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协作才能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挑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