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病毒无国界，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疫情不仅对人类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构成重大威胁，而且对人类的卫生事业提出严重挑战。2020年初爆发的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人们诸多的思考。人们不禁要问：中外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疫情？如果有，这些疫病又是怎样发生和蔓延的，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当时社会又是怎样应对疫情的，对当下的疫情防控又有哪些重要的历史启迪？鉴此，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了以“中外疫情与社会应对”为主题的研究系列笔谈。此次研究系列笔谈由广西师范大学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完成，侧重于向广大读者朋友传递有关中外疫病史等基本知识，从历史与现实、国内和国际不同角度回答中外历史上的重大疫情与社会应对问题。期盼广大读者朋友从“中外疫情与社会应对”研究系列笔谈中获得智慧与启迪，进而为当下的疫情防控提供强有力的专业知识支持并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从而彰显新时代人文社科学者的责任与担当。

系列笔谈一：地中海首次鼠疫与拜占庭帝国医疗体系的嬗变

文/刘榕榕（广西师范大学 教授）

                                                                                  刘榕榕教授

作者简介：

刘榕榕，女，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南开大学东欧拜占庭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近年来，主要关注早期拜占庭史、晚期罗马帝国史等研究领域，尤其侧重于疾病史、自然灾害史的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出版专著1部，在《世界历史》等历史学专业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学术成果获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项。

从古至今，流行性传染病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相伴而行。受到较低的科技与医疗水平的限制，古代中世纪时期暴发的传染病往往会造成恶劣影响。541年，地中海世界暴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流行性传染病。

一、地中海首次鼠疫的扩散形式、传播路径及其严重影响

作为一次重大的突发性事件，这次瘟疫引起了许多同时代史家的关注。高烧、腹股沟出现脓包和肿块是普罗科比、埃瓦格里乌斯等大多数史家观察到的共同的患者症状。近些年来，科学界从部分瘟疫患者的骨骼残骸的DNA中发现了鼠疫杆菌的基因，由此进一步确定这次瘟疫是鼠疫在地中海世界的首次暴发。鼠疫的扩散类型一般分为三种：腺鼠疫、肺部感染型鼠疫和败血病型鼠疫。与14世纪中期发生的黑死病不同，地中海首次鼠疫的主要扩散类型是腺鼠疫。腺鼠疫是由携带着鼠疫杆菌的跳蚤叮咬人类所致，其典型症状是患者的腹股沟处出现脓包。在无抗生素治疗的情况下，腺鼠疫的致死率高达70%以上。
  

   鼠疫杆菌图

（图片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Yersinia_pestis#/media/File:Yersinia_pestis.jpg，查询时间：2016年12月30日）

地中海首次鼠疫从541年暴发开始，一直持续至544年。在3年时间中，鼠疫通过水路、路路商贸以及军队的移动几乎传遍了整个地中海世界。在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的拜占庭帝国，人口密集且商业发达的城市极易受到疫情影响。君士坦丁堡、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等重要城市均暴发大规模疫情。根据史家的记载，作为拜占庭帝国的政治中心，君士坦丁堡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每天的死亡人数可攀升至5000，甚至上万人。帝国多个城市及地区在暴发疫情后均出现了人口断崖式下降的惨状。

地中海首次鼠疫传播路线图

（图片来源：刘榕榕：《古代晚期地中海地区自然灾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09页。）

人口在短期内的剧烈减少会严重影响到需要足够人力支撑的商贸活动、粮食供应和农业生产等经济领域，进而对国家的税收极为不利。此外，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曾在542年不幸染病且一度性命垂危。在皇帝染病期间，将军贝利撒留被控“谋反”的事件以及之后一系列针对“叛臣”的惩处活动不可避免造成了政局不稳的局面。不仅如此，由于军队不仅机动性强而且密集度高，因此军队不仅是传播鼠疫的重要媒介，也成为了疫情十分严重的一个群体，进一步影响到了帝国对外作战的表现。鼠疫对民众精神层面的影响也十分巨大，对鼠疫的致病机理毫不知情的民众们在疫情大暴发后往往陷入恐惧、无助和绝望的情绪之中。

二、鼠疫威胁下的拜占庭帝国医疗体系的困境与重建

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医学理论的拜占庭帝国在鼠疫暴发之前，建设了一些医院和收容所来应对基础性疾病的治疗与护理工作。一方面，鼠疫暴发前的拜占庭帝国的医生普遍偏重于医学理论的学习，对医学实践的关注度不足。另一方面，帝国政府医疗体系建设的关注度不够，甚至于当帝国财政紧缺之际，医疗体系的建设会被皇帝直接放弃。受到以上两方面的影响，当鼠疫突然出现并迅速传播之时，对帝国的医疗体系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根据史家的记载，对病理完全未知的医护人员不仅无法对病患进行有效治疗，而且医护过程异常艰辛。原本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医学理论对治疗这种“新型的”传染病丝毫没有效果。因此，拜占庭帝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前述的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这一切都对帝国的医疗体系进行重建提出了要求。

鉴于帝国医疗救助事业暴露出的显著缺陷，查士丁尼一世不得不在其统治中后期阶段中实施加快医疗事业建设的举措。其一，加大医院和救济院的建设力度，以此增加救治和照料病患的场所。其二，增加对医生群体的关注度，加强医生与医院的联系。其三，将许多剧院和赛马场改为临时的医院和避难所，增加病患的临时安置点。

查士丁尼与廷臣（“马赛克”镶嵌画）

（图片来源：意大利拉文纳城圣维塔利教堂[St.Vitale]）

在皇帝及帝国政府的努力下，拜占庭帝国的医疗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首先，地中海地区，尤其是疫情特别严重的东地中海地区的医院和救济场所的数量明显增加。其次，医院和医疗护理的专业性的程度不断增加。最后，为地中海地区的医疗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确定的是，6世纪鼠疫的暴发与同时期或稍后医疗设施建设的增加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小结

综上所述，在拜占庭帝国，在缺乏制度性保障的条件下，加强医疗事业的建设并不是皇帝和政府常设的关注于民生的举措。查士丁尼一世推行的诸多旨在促进医疗体系发展的政策是为了稳定国内秩序，同时降低鼠疫突发所引起的帝国人力资源方面的损失，进而达到维系其统治的目的。

一旦鼠疫疫情减退，这一重要的民生领域就会退出皇帝的视野范围。之后继位的查士丁二世、提比略、莫里斯等多位拜占庭皇帝为应对内斗外争，无暇顾及与其权力基础看上去并无直接关系的医疗事业的发展。因此，在查士丁尼一世的推动下，拜占廷帝国的医疗救助事业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却并没有显现出长足的进步。

     专著《古代晚期地中海地区自然灾害研究》

（图片来源：刘榕榕：《古代晚期地中海地区自然灾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专著封面）

由此可见，大规模瘟疫的暴发不仅是引起古代地中海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等物质领域的危机的重要原因，也成为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拜占庭帝国政府在疫情暴发后所采取的相对“被动”的医疗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疫情严重地区衰落的助推器，从而加速了地中海地区从古代晚期向中世纪的过渡。（完）

   链接：【战疫情】广西文科中心“中外疫情与社会应对”研究系列笔谈一||刘榕榕：地中海首次鼠疫与拜占庭帝国医疗体系的嬗变  （https://mp.weixin.qq.com/s/B4lbg3mebE8dNS5Q14Mb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