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何林夏：广西师大社而立之年二拓疆土（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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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读书报作者：陈香日期：2015-11-20 点击：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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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何林夏看来，中国的出版业还远未触及天花板。“如果把出版作为文化建设的平台的话，在国际国内的社会影响力建构方面，国内出版业还有相当的上升空间。”

　　变革洪流中，所到之处有的被淹没，有的则淤积成肥沃的河滩地。那些心怀理想、有长远规划和开阔视野的人，将是寻觅到新河滩地的人。

　　成立于1986年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在明年迎来自己的而立之年。凭借自己的勇气、胆识、魄力，广西师大社从一家地处小城桂林，人才和地域均不占优，背靠的广西师范大学也没有可以让出版社强势发展的学术文化资源的初创社，发展成为年销售码洋9个多亿、思想文化学术出版领域的旗帜出版社。

　　1986年初创，为解决生存问题，广西师大社选择进入教辅出版。到1998年，十年耕耘，广西师大社在教辅出版中声名鹊起，成为“教辅新六家”之一，进入到国内教育教辅图书的前十。要探究广西师大社崛起的秘密，保持高度市场化的运作，开展广泛合作以求共赢，团结协作以形成合力，是广西师大人至今恪守的信条。

　　不再为生存发愁后，广西师大人牢记出版的使命和担当，调整出版方向，将积累资金投入到思想文化、人文学术出版，肩负起大学出版的学术文化出版使命。要想做好学术人文，偏安一隅显然无法做到，广西师大人决心寻求体外发展。1998年到2008年，社长肖启明和总编辑何林夏搭档的10年，在首任社长党玉敏的基础之上，探索了一条适合广西师大社发展的、业界称之为“广西师大模式”的发展道路，即“内涵发展、自我裂变”，跨地域拓展。

　　2008年，何林夏就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媒体问他有什么新思路、新举措，何林夏的回答是，萧规曹随，与时俱进。此后，广西师大社依旧沿着“广西师大模式”前行，在广西师大社从产品品牌向文化品牌的过渡过程中，广西师大社审时度势，提出了“突出主业、多元发展”的战略思路。

　　30年间，广西师大社完成了从单一的教育类出版社成长为综合性出版社，从单体出版社成长为跨地域跨领域发展的出版集团的过程。始终不变的，是广西师大社的出版宗旨，“开启民智，传承文明”。

　　历史学教授何林夏拥有极强的战略规划意识和让人心折的胸怀，这是多年史学研究的视野所赋予的。而今年，是充分体现何林夏战略意图与价值的一年，广西师大社正在“二拓疆土”。激流暗涌，在第三年、第五年甚至更遥远的时候会日渐壮阔。

　　第二轮跨地域布局

　　在何林夏的感受中，中办、国办近期下发的《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非常及时，是对这么多年出版业发展方向的及时调整，和对广西师大社30年来坚持多出好书的肯定。

　　“做出版的，天经地义就是出好书。我们过去过分强调市场经济，过分强调出版业的企业属性和产业属性，把出好书这一出版最本质的事情忘记了。”然而，何林夏的提醒是，当我们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时，不能抛开市场运作，良好的社会效益是要通过市场运作来实现的。

　　这里，有何林夏认知的三个原则。第一，好书的社会效益是需要有市场支撑、需要通过市场来实现的；第二，好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统一的；第三，评价好书的经济效益，不是简单地看发行量，而是看这类书在特定读者中的市场占有率。“比如某一个学科领域，全世界的研究者只有1000人，这个学科领域的图书发行了800册就不错了，如果发行了1000册，就不得了。”

　　虽已转企改制，但出版社依旧肩负着文化的使命。何林夏常常说，如何把市场和文化建设结合起来，极大地考验出版人的智慧。

　　在企业改革发展方面，广西师大社从去年开始就进行了跨地域发展的第二轮布局。如果说，从2000年开始的第一轮跨地域布局选择的是北上广宁和南宁，在中国的三大出版资源中心、图书集散中心和广西的首府，第二轮布局则转向二三线城市、中西部地区，比如刚刚成立的济南分社和成都分社。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制播分离”，广西师大社从2013年开始探索，到现在基本已经在尝试了。选择落地分社的标准是“志同道合”。

　　“首先要认同出版社的出版宗旨。认同广西师大社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出版理念，也认同对我们经营上的制播分离的考虑。当然它需要有经济效益，但经济效益应该建立在良好的社会效益的基础上。”

　　据本报了解，广西师大社济南分社的选题方向有三大块，具体为经济学论著、经济学热门话题和经济学教育。济南分社主要做选题策划，如有可能，也可做市场推广，但由集团公司统一规划。总部将牢牢把握选题关：“第一，申报选题，我们是要审的；第二，签订的合同也是要审的；第三，书稿要审，而且设计制作要与出版社的风格保持一致。”

　　总而言之，跨地域发展的第二轮布点，为广西师大社未来经营中的重要布局。如果说，广西师大社第一轮跨地域布局主要以策划和营销为主，如，北京、上海、广州公司都有独立账号，可以独立经营，则第二轮布点基本上以选题策划为主，以策划、编校、设计、制作为主，在“制播分离”当中为“制”的一方，“播”的权力在社里。

　　早在数年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旗下子公司便试行股份制，以此激励创意团队。现在，国家层面鼓励“万众创业，大众创新”，多省出台了激励政策，新一轮的停薪留职即将开始。因为国企经营的保守性、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硬性要求，以致推进出版融合发展的进程的缓慢。何林夏已在构思促进推动出版社员工创业，试水融合发展和数字出版，解放生产力，“让有想法的人独立去做一件事情”。

　　从产品品牌到文化品牌

　　到过“理想国”“新民说”文化沙龙现场的人士，无不为现场开放、平等、纯粹，洋溢着浓浓公共关怀、家国情怀的氛围而感动。

　　“理想国”“新民说”品牌旗下的所有活动不设任何门槛，完全免费，所有人都能平等参与、自由交流和分享。“看到年轻学生踊跃参加的渴求，看到这么多年轻人愿意关注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关注社会的发展进步，就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何林夏感慨。

　　广西师大出版社从2000年开始正式进入学术人文图书领域，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学术人文类、思想文化类图书达到一定的量和知名度，且渐具美誉度的时候，就具备了从产品品牌建设向文化品牌建设过渡的可能。

　　在何林夏看来，读者的需求是立体多元的，与产品品牌建设不同的是，文化品牌的建设更具综合立体的品牌内涵:如从传统的新书发布、媒体书评报道、签售扩展到讲座、沙龙、读书会、跨媒体平台传播，等等。

　　“当一家出版社超越了产品品牌，在产品品牌和服务品牌基础之上，进入到文化品牌的建设，我认为这是出版企业社会担当的体现，也是文化企业发展到一定境界的需求。”何林夏说。

　　而过去的五年，正是广西师大社从产品品牌向文化品牌过渡的五年。

　　2010年，“理想国”文化品牌创立，其核心价值在学术人文，建构交流理想的平台。“理想国”文化品牌的跨越，体现在跨越传媒领域，体现在文化传播，包括展览、文化创意产品、咨询等方面。

　　2013年，继“理想国”之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开始全力打造另一全新文化品牌“新民说”，它立足于法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等领域，以图书出版为中心，以文化沙龙、讲座、研讨会、网络推广为辐射和补充，以构建一个以作者和读者为中心兼及销售渠道的互动与服务平台。

　　而明年，广西师大社的另一文化品牌“国富论”或将发力，探讨国富民强之道，亦会采用多种文化渠道传播。

　　在何林夏看来，中国的出版业还远未触及天花板。“如果把出版作为文化建设的平台的话，在国际国内的社会影响力建构方面，国内出版业还有相当的上升空间。”对于广西师大社而言，其目标不仅是一家出版社，而是在华文出版领域中有影响力的文化机构；不仅仅是出书，而是传播价值和真知。

　　心不静，如何有好书

　　问及广西师大社将来五年的战略规划和总体经营目标，何林夏的回答是，对出版的考虑，第一要目标明确，明确我们要干什么；第二聚集人才；第三，让所有愿意为出好书努力的人有一个无限广阔的平台。至于达到什么经营目标，获多少奖，那是水到渠成。“好书基数越大，获奖的比例越高，社会影响力也就越大。”

　　前年对何林夏的采访，他提到的是，没有好书，富贵于出版有何意义；去年，他提及的是好书的标准；而今年，他想谈一谈如何才有好书。

　　“心不静，如何有好书？完不成利润指标，就拿不到工资奖金；企业每年不增长10%，领导就要批评，这不是在做出版。”

　　在何林夏看来，所有的出版社社长都愿意出好书，但我们现在缺乏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出版社经营管理者频繁更换，导致企业经营方向不断调整，而出版是需要周期的，精神产品的涵养是需要有周期的。一位社长在任三年五年，谁都不敢种树，所以大家只好都种草，当年就有收成。而出版，一定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都是短期行为，就不是做出版。

　　何林夏谈及创意产业的三个重要特点，一是人才的聚集，二是特色的打造，三是品牌的形成。显然，人才聚集是容易的，特色的打造也不难；难的是坚持不懈，成就品牌。

　　“绝大多数出版社聚集了很多人才，也做了很多想做的事情，成就品牌的难度很大，就是因为没有坚持。特别是把利润指标分解到个人，就控制不住个人想做什么，因为完不成任务，就拿不到工资奖金。因而，企业没有办法集中力量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难以体现文化企业的特点。”

　　广西师大社一直秉持自己对出版的理解和坚持，在学校的理解和支持下，学校对出版社实行整体考核，没有“每年要增长多少”“每年要完成多少”此类固定指标，所以，近30年来，广西师大社从来没有将利润指标分解到个人进行考核。其二，对编校人员上班是“签到不考勤”。对此，何林夏有着深刻的理解：“如果编校人员没有宽松的工作环境和成长环境，他如何能集中精力去创意、做好书呢？”

　　“广西师大社多年来对员工的考核就是工作态度和工作业绩，以准年薪制的方式对员工进行考核。当然，综合考核的前提是有一定的实力来支撑这个体系。让出版社员工的收入与行业的中等水平接近，或说与当地中等生活水平接近，才有可能支撑这种考核模式。”

　　在广西师大社，经营责任更多的是由领导班子承担，而责任编辑没有经济责任。“这并不意味着出版社不做成本核算，不做考核，不做经营规划，只是压力更多的放在了领导身上，领导班子要集思广益，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以这种方式共同承担企业经营责任。”在何林夏看来，如此，才能保证出版社的长远发展；才能保证在编辑手中，有源源不断的好书出来。

　　近两年来，何林夏一直在呼吁，建立国家出版“荣典制度”。“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有长远的考虑，长远的规划”，他建议，图书评奖不但要评新书，还应该评选十年以前出版的书。如果十年之后，这些书还能留下来，就应该进入国家书目，代表国家意志、中国文化。一家出版社有多少种书能列入国家书目里，就能成为荣誉出版社，设置相应的“仪轨”，“给隆重的荣誉，彰显于世”。而这，将是对日益短平快的出版的纠偏和提振。